摘要：甘肅是一個具有豐富厚重歷史文化底蘊的地方，建國六十年來，甘肅舞臺藝術對本土資源進行持續(xù)而卓有成效的藝術轉化，產生了不少具有本土特色且產生較大影響的舞臺藝術作品，贏得了“戲劇大省”的美譽。作為本土文化資源藝術轉化的成功實踐，其基本經驗可總結為就地取材、甘肅背景，抓住歷史、超越提升，地域題材、普遍內涵，變異形式、注重創(chuàng)新四點。

關鍵詞：甘肅舞臺藝術 文化資源 藝術轉化 實踐經驗

甘肅是一個歷史悠久、文化底蘊深厚的省份，甘肅的舞臺藝術工作者多年來不斷開掘和利用甘肅本土歷史資源、民族資源、自然資源乃至精神資源等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資源，創(chuàng)作了品類繁多、特色鮮明的能夠體現(xiàn)甘肅風貌和精神的舞臺藝術作品，在建設文化大省的道路上留下了堅實的步伐，也積累了成功的經驗，也以藝術化的方式對本土文化資源進行了保護和傳承，進行了綿延和發(fā)展，是一次成功的本土資源藝術轉化的文化建設實踐。現(xiàn)將建國六十多年甘肅舞臺藝術創(chuàng)作的基本經驗撮要闡述如下：

一、就地取材，甘肅背景

甘肅有著豐富的歷史、地理和人文資源，這些資源成為甘肅戲劇獨有的優(yōu)勢和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資源。甘肅地域廣袤，歷史文化底蘊深厚、資源富集。作為中國封建文化中最為燦爛部分的敦煌文化、絲路文化、農耕文化、石窟文化、彩陶文化、黃河文化以及色彩繽紛的少數(shù)民族文化等鑄就了甘肅歷史文化與地域文化厚重的底蘊，眾多的文化淵源哺育生成了甘肅本土文化的多元多彩和多樣的特征。這些構成了甘肅舞臺藝術創(chuàng)作的甘肅背景，從本質意義上講，我們所謂的甘肅背景應該包括甘肅題材、甘肅歷史、甘肅人物、甘肅形式、甘肅風貌、甘肅元素、甘肅方式、甘肅精神等。

建國以來的甘肅的舞臺藝術不僅在戲劇情節(jié)的背景中展示甘肅地域背景、文化背景、人情物態(tài)背景，而且還在舞臺藝術中充分利用和展示了甘肅背景。從故事發(fā)生的地點來講，所有與敦煌有關的舞臺藝術的故事均發(fā)生在敦煌這一地域背景之上，隴劇《官鵝情歌》的故事發(fā)生隴南宕昌“官鵝溝”，秦劇《麥積悲歌》的背景麥積山石窟等，均有地域文化名片的意味；從展現(xiàn)的風情來講，敦煌樂舞、舞劇、戲曲中展示的民族服飾、民族歌舞、民族歌曲、地域風俗、民族風俗，均呈現(xiàn)了獨特的地方風味；從表現(xiàn)方式來講，敦煌舞獨特的造型系統(tǒng)、隴劇類同于皮影的側身表演程式、悠揚婉轉的“嘛簧”、還有不時出現(xiàn)在各種劇目中的花兒、更有古勁蒼涼的西北京劇唱腔，都呈現(xiàn)了地方特色的魅力。整體來看，甘肅背景或者西北背景已經融入甘肅戲劇的骨血，成為甘肅舞臺藝術不可或缺的藝術底色或者底蘊。

在眾多的甘肅舞臺藝術中，出現(xiàn)了甘肅的歷史，甘肅的歷史人物，同時也西北的風土人情，更出現(xiàn)了甘肅獨有的文化元素，諸如反彈琵琶、千手觀音、飛天神女、皮影藝術的側身造型和動作、地游子的舞蹈步伐等動作或者程式；出現(xiàn)了甘肅具有特色的藝術形式，諸如隴劇、道情音樂、花兒音樂、隴東民歌；出現(xiàn)了獨具特色的舞臺道具，比如太平鼓、皮影、羌族的羊皮鼓、具有隴東風情的香包等；在語言運用上，西北方言詞匯、西北諺語、西北民歌等均得到了廣泛的運用。正是巧妙地結合了以上一些甘肅元素，這些戲劇作品才顯得“個性”十足。

就地取材，立足甘肅題材，呈現(xiàn)甘肅背景下的“甘肅個性”已成為甘肅舞臺藝術創(chuàng)作成功的基本經驗之一。本土劇種或者劇種的本土特色、本土作家、本土題材、本土演員，甘肅的許多舞臺劇目大都深深打上了甘肅的烙印。

二、抓住歷史，超越提升

從總體上看，甘肅現(xiàn)代舞臺藝術作品大多為歷史劇或者歷史題材作品。許多作品往往抓住某歷史事件作為故事的基本框架，立足于本土的歷史和現(xiàn)實，并以此為由頭充分發(fā)揮藝術想象和虛構能力，塑造鮮明生動的人物形象，設置尖銳激烈的矛盾沖突，編織引人入勝的故事情節(jié)，在開掘歷史積淀的同時，展示地域風采和民族特色，創(chuàng)造合乎情理的人物（其中有歷史上實有的人物，比如周祖公劉、元昊、胡承華以及紅色戲劇中的一些革命歷史人物、還有現(xiàn)代劇中具有現(xiàn)實生活原型的人物等具有歷史事實和原型根據；也有根本沒有歷史事實根據的人物，只是在歷史框架中或者根據情節(jié)需要必須出現(xiàn)的人物，比如《官鵝情歌》中的官珠和鵝嫚、《絲路花雨》中的英娘、《大夢敦煌》中的莫高、月牙等），創(chuàng)造出合乎歷史背景的典型環(huán)境。比如《絲路花雨》，有人認為屬于純粹的虛構，但是段文杰先生認為它是“真實的虛構”，并找到了舞劇《絲路花雨》的一些歷史根據：“《絲》劇以唐代為歷史背景，選得恰當，寓意深刻”；“《絲》劇的主要人物……雖屬虛構，但并非憑空捏造，在唐代的歷史上到處都可以看到他們的影子。……總而言之，他們是用歷史資料塑造出來的中國人民與世界各國人民傳統(tǒng)友誼和文化交流的象征形象。”其中的人物是源于歷史的虛構人物。同時他認為“《絲》劇強盜劫掠波斯使者的情節(jié)是有歷史根據的。”“《絲》劇的舞蹈……既有古典舞蹈的傳統(tǒng)，又具有新的民族風格。”^[1]作者正確處理歷史題材與時代精神的關系，并以時代精神關照歷史題材，給歷史題材賦予符合時代精神的主題，以歷史題材印證時代精神，最終使歷史題材具有了現(xiàn)代意義。“《絲路花雨》創(chuàng)造性地運用了歷史材料和敦煌壁畫，它不拘泥于歷史的真實性，大膽地把有關歷史素材加以提煉與概括，創(chuàng)造出動人的故事情節(jié)，再現(xiàn)了唐代“絲路”的面貌，歌頌了中國人民和各國人民的傳統(tǒng)友誼和經濟文化交流。”^[2]與此同時，創(chuàng)作者充分注意到了歷史和戲劇之間的張力關系，不僅讓人有“戲”看，還讓人有好“戲”看，追求“出乎預料之外，卻在情理之中”的“傳奇”效果，實現(xiàn)了歷史題材的超越和提升。又如新編歷史隴劇《西狹長歌》，將歷史文物《西狹頌》碑文中所記載的主人公李翕以及他的功德只作為全劇故事開展的緒端，作為貫穿情節(jié)的背景，作為引發(fā)故事沖突的肇端，而將戲劇情節(jié)集中于展現(xiàn)書法家仇靖與權奸斗爭的故事，從而將一個歌功頌德的故事轉變成為人格、人性、人情展示的舞臺，這樣的處理實屬超凡脫俗，戲劇沖突因之復雜集中，戲劇的主題因此而得以超越和提升。《麥積圣歌》則從本土文化中汲取藝術養(yǎng)分，將一個佛教宣傳教義的雕塑故事變成了弘揚為國、為家、為民的無私獻身精神的精彩大戲，這種主題的轉化具有創(chuàng)造性。

地域文化的形成，一方面有賴于人所生存的環(huán)境（包括自然環(huán)境和人文環(huán)境），一方面取決于在此活動的各民族的人們。甘肅舞臺藝術一方面抓住自然環(huán)境，體現(xiàn)了地域特色；一方面又緊緊抓住在此地域活動的人們，體現(xiàn)他們的民族特色，展現(xiàn)他們的性格。從甘肅已有的舞臺藝術來看，甘肅舞臺藝術已經抓住了藏族、羌族、白馬藏族、回族、黨項族以及西域眾多少數(shù)民族的人們的歷史與生活，并進行了藝術表現(xiàn)或者說藝術轉化，從而有效地表現(xiàn)和詮釋了地方精神。

三、地域題材，普遍內涵

從總體而言，甘肅舞臺藝術創(chuàng)作經歷了從題材的地方性、民族性的關注到地方生活題材、民族性生活題材的開掘過程，經歷了從時代地域風情色彩、民族生活氛圍的展示到對人物生活方式、情感世界所映現(xiàn)的獨特文化心理和文化傳統(tǒng)深層結構探索的藝術歷程。第一個歷程展示了甘肅戲劇的題材特征，體現(xiàn)了題材的深化過程；第二個歷程展示了甘肅戲劇創(chuàng)作在藝術內涵上的升華過程。

從藝術創(chuàng)作的角度講，在歷史的背景上，以歷史的點滴為契機進行精細的人性和人情的表現(xiàn)和升華，已經成為甘肅舞臺藝術創(chuàng)作成熟的標志。從藝術上來講，同為敦煌題材，《大夢敦煌》可以說與《絲路花雨》有著某種思路和創(chuàng)作方向上的趨同性，然而從《絲路花雨》到《大夢敦煌》確實顯示了從第一個歷程到第二個歷程的行進過程?！督z路花雨》著眼于“敦煌舞”新舞蹈語匯的創(chuàng)造，而《大夢敦煌》在借鑒成熟的敦煌舞語匯的基礎上，將關注和創(chuàng)作的重點放在了帶有鮮明性格特征的人物形象上，運用舞蹈語言寫人、寫獨特的人、獨特的情感、獨特的性格，營造獨特的矛盾沖突，除了從人物本身的動態(tài)特征入手直接刻畫人物性格，還用群舞等間接手段凸現(xiàn)主要人物的性格。歷史劇《夏王悲歌》更是將藝術的解剖刀伸到帝王的靈魂深處，挖掘人性的復雜性、深奧性。“與戲結緣即與人結緣，與紛繁復雜的人性和人心結緣。”^[3]藝術是人學，寫戲就要寫人，塑造人物性格成了該劇的突破點也是深入的地方。美國美學家蘇珊·朗格說過：“藝術家表現(xiàn)的絕不是他自己的真實情感，而是他認識到的人類的情感。一旦藝術家掌握了操縱這些符號的本領，他所掌握的知識就大大超過了他全部的個人經驗的總和。”^[4]甘肅的藝術家似乎已經掌握了操縱這些符號的本領，找到了適合的藝術符號和藝術表現(xiàn)形式。

甘肅舞臺藝術的多數(shù)題材是甘肅的，背景是甘肅，表現(xiàn)和詮釋的是地方精神，然而“地方精神象征著一種人與特定地方生動的生態(tài)關系。人從地方獲取，并給地方添加了多方面的人文特征。無論宏偉或者貧瘠的景觀，若沒被賦予人類的愛、勞動和藝術，則不能全部展現(xiàn)潛在的豐富內涵。”(勒內·迪博斯語)這句話雖然是針對建筑文化來說的，但也適用于一切人文藝術。甘肅劇作家深諳此理，將地方精神與人聯(lián)系起來，賦予人類的愛、勞動和藝術，使作品表達的關于人生、歷史、社會的思考是全國的、全民族的甚至是全人類的。《絲路花雨》表達的中外文化交流與和平、發(fā)展、合作的世界主旋律，《官鵝情歌》表現(xiàn)的民族團結、和解的主題均屬此類。題材是民族的，表現(xiàn)是人性的，只要抓住了人、抓住了人性，就抓住了本土文化乃至整個文化中最打動人心、溝通人情的地方，就有了與所有人溝通的基礎，就能喚起人們甚至人類的共鳴，就能深入展現(xiàn)地域文化的豐富內涵。

上述兩個過程呈現(xiàn)了甘肅戲劇成熟和演變的機理，昭示了甘肅地域文化資源戲劇化、藝術化的歷程，有著十分重要的啟示意義，這就是區(qū)域性文化資源只有在超越性的、普遍的新思想、新理念的引導下才能超越文化本身的區(qū)域性限制，成為具有普遍性的文化對象，得到人們的普遍認可。

四、變異形式，注重創(chuàng)新

內容的深化，必然要求形式的創(chuàng)新。文藝工作者要在繼承傳統(tǒng)藝術的基礎上，大膽探索、創(chuàng)新，努力創(chuàng)作出適應時代要求的新作品、新形式、新元素，促進藝術的不斷發(fā)展。甘肅舞臺藝術的成就不僅與劇本的創(chuàng)作有關，更與其對于形式的認識和靈活運用有很大的關系。就敦煌題材而言，甘肅目前創(chuàng)作演出的十臺劇目，其在舞臺藝術形式上幾乎是不重復的，有舞劇、樂舞、舞蹈詩、隴劇、秦腔、京劇、雜技劇和兒童劇等八種類型，且將以舞蹈形式呈現(xiàn)《絲路花雨》，轉化成為京劇《絲路花雨》，在藝術形式上實現(xiàn)大跨度的轉移，這已經不是移植這樣一個簡單的概念所能涵蓋的。此外，在藝術表現(xiàn)方式上也多有創(chuàng)新，尤其在借鑒和利用西域文化資源方面成就突出，比如“敦煌舞”的創(chuàng)造，已經形成一個舞蹈體系，京劇《夏王悲歌》在唱腔、舞美等方面與西部民族的、地域的藝術形式、表演形式相結合，進而呈現(xiàn)“西部京劇”這一具有地域風格的京?。恢劣诟拭C舞臺藝術中對“花兒”、民歌、民謠等的借用、利用、化用，幾乎隨處可見，反映民族生活的舞臺藝術是這樣，反映其他生活的也是這樣，比如現(xiàn)代隴劇《苦樂村官》在體現(xiàn)隴劇特色的同時，就有對花兒等民歌或者地方音樂元素的利用（主人公萬喜出場就有一段精彩的花兒演唱）、借用乃至化用；甘肅特有劇種隴劇不僅將道情皮影這一民間小戲改造成為舞臺大戲，被稱為“真人皮影”，而且創(chuàng)造性的形成了表演程式，唱腔體系，使之成為一個新劇種。在舞臺表現(xiàn)方面，地域特色的布景（隴劇《苦樂村官》中皮影做的舞臺裝飾，皮影做的花草、柵欄、皮影做的道具羊等）和服裝（《古月承華》中具有地方特色、皮影造型的服裝與裝飾），形成了戲劇舞臺的別樣風格；更有將太平鼓的表演搬上舞臺（《天下第一鼓》）的創(chuàng)舉，形成一種鼓舞，把這種粗獷、質樸、生動、散漫的廣場藝術融入戲劇，使“鼓”獲得了戲劇的品格，具有了敘事抒情的功能，成為推動戲劇情節(jié)的對象；此外羊皮筏子、皮影、香包等具有地域特色的道具被搬上舞臺，地域特色的舞臺元素普遍地存在于舞臺上，成為藝術表現(xiàn)的重要組成部分。至于民族風情、生活細節(jié)的化用，都較好地融入戲劇本身之中，相得益彰。

文化理論認為，文化體現(xiàn)在具體的公共符號上，同一地區(qū)文化的成員通過這些公共符號交流彼此間的世界觀、價值觀和社會情感，形成“集體意象”或者“集體意識”，甘肅舞臺藝術對甘肅本土特色的文化符號的運用，增強了甘肅本土人們對本土藝術的認同，也因此形成了文化的地域色彩。從創(chuàng)作實踐來看，甘肅舞臺藝術對于甘肅戲劇形式的創(chuàng)新、民族地域元素的戲劇化、民族歷史文化的藝術化都是卓有成效的，他們的探索，很好地詮釋了“創(chuàng)新”這一時代要求。甘肅舞臺藝術的創(chuàng)演實踐表明，地域文化資源的藝術轉化是文化資源轉化的重要方式、途徑之一，所謂轉化應該是創(chuàng)造型轉化，不是一味還原歷史和簡單圖解歷史，這就需要創(chuàng)作者在掌握、理解、熟悉地域文化歷史材料的基礎上進行藝術創(chuàng)作和藝術再現(xiàn)，在尊重歷史、尊重文化的基礎上進行熔鑄創(chuàng)造，將文化歷史轉化成藝術真實，將生活美變成藝術美，抒寫創(chuàng)作者對文化的獨到領悟，表現(xiàn)對人情、人性的獨到體悟。

毫無疑問，藝術的想象和舞臺藝術綜合性的藝術魅力給予了甘肅地域文化以有效的、全面的、獨到的詮釋和理解，其所取得的成功經驗應該成為此后甘肅舞臺藝術發(fā)展的基礎和動力。甘肅舞臺藝術轉化文化資源的實踐證明，藝術形式尤其是綜合性的舞臺藝術是集中展示文化底蘊、開掘文化內涵的重要方式之一。欣慰的是，在甘肅，這種文化資源藝術轉換本身已經形成了一種文化，在文化再生的過程中形成了再生文化，構成了一種文化現(xiàn)象，它不僅在構筑地方文化形象方面發(fā)揮了重要作用，也為甘肅贏得了“出戲的地方”的美譽。

注：基金項目：2010年甘肅省社會科學規(guī)劃項目：甘肅文學與本土文化資源關系研究。

【參考文獻】

1.參見段文杰：《實的虛構——談舞劇<絲路花雨的一些歷史根據》，《文藝研究》1980年第2期,第103-108頁。

2.段文杰：《真實的虛構——談舞劇<絲路花雨的一些歷史根據》，《文藝研究》1980年第2期，第108頁。

3.廖全京：《中國戲劇尋思錄》，文化藝術出版社2005年06月第1版,第290頁。

4.蘇珊·朗格,滕守堯譯：《藝術問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版，第2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