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的語義標記：黎族人的“插星”與“禁星”
袁曉莉
（海南大學藝術學院，海南 ?？?570228）
摘要：黎族人原始記事方法中一類特殊的標記，即是田間地壟的“插星”與村頭屋前的“禁星”。 此類標記在黎族五大支系中相當普遍，也是黎族社會中人人必須遵守的習慣法則，對于民間出示廣告、啟事、禁令之類的事務，“插星”與“禁星”顯示出強大的語義功能。集中反映了黎族社會的道德法制、宗教觀念、生活習慣和價值取向等，同時，也是黎族適應自然環(huán)境的生存結果，延續(xù)至今，成為黎族傳統(tǒng)文化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
關鍵詞：黎族人；標記；“插星”；“禁星”；語義；傳統(tǒng)文化
黎族主要來源于我國南方古越族的一支——駱越人[1](52)，從語言學來看，黎語屬漢藏語系壯侗語族中的黎語支，這已得到專家的證實，然而，歷史中是否有本民族的文字，史記古籍均沒有明確記載。雖然清代屈大均所著《廣東新語》中有一段“蟲書”記載：“黎婦女皆執(zhí)漆扁擔，上寫黎歌數(shù)行，字如蟲書，不可識。”但是這些寫在“漆扁擔”上的“蟲書”是否就是文字，今人已無從考證，亦無實物對應，所以一般認為，黎族是一個有語言而無文字的民族。據(jù)考古學證明，人類文字發(fā)展演進可概括為如下基本規(guī)律：原始記事方法→圖畫符號→象形文字→表意文字→表音文字。黎族人雖然無文字，但是他們通過在長年的生產(chǎn)生活中不斷積累和總結經(jīng)驗，創(chuàng)造出了約定俗成的實物記數(shù)、結繩刻木、標記與圖畫等原始記事方法。這些實物與標記雖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文字，但為我們研究和復原史前時期原始記事提供了有利的條件，活態(tài)地印證了人類文字演進的前階段。
本文主要研究黎族人原始記事中的標記，它們以單純、易識別的物象、符號為直觀語言，成為黎族同胞為生存而斗爭的注解，揭示了黎族社會的生產(chǎn)方式、經(jīng)濟活動、宗教思想、人與自然的哲學關系等，也是人類表達內(nèi)心世界、向外傳遞信息的最古老的傳播符號之一。在黎族中最典型且很特殊的標記即是田間地壟的“插星”與村頭屋前的“禁星”。這類標記往往與所處的自然環(huán)境密切聯(lián)系，以自然物為標記或在其上做出一些人工符號，因為被賦予了特定的語義表達、情感指向，還有行動指令等意義，所以它們?nèi)詫儆谠加浭路懂?。此類記事在黎族五大支系中相當普遍，也是黎族社會中人人必須遵守的習慣法則，對于民間出示廣告、啟事、禁令之類的事務，“插星”與“禁星”顯示出強大的語義功能。常見的標記是打上結的青色野菠蘿葉，野菠蘿樹學名叫露兜樹，是露兜樹科熱帶小喬木的野生植物，在海南隨處可見（圖1）。圖1〓野菠蘿葉
一、“插星”——表情達意的物化
“插星”是黎族人的一種特殊標記，他們以插棍結草或用鉤刀在樹上刻上雞爪“X”為表現(xiàn)。這些特殊的“插星”標記代表著不同的事情、不同的語言涵義，人們約定俗成，互相遵守承襲，具有特殊的社會約束力，同時，“插星”的標記也與黎族的生存方式相適應，保障了生產(chǎn)和生活的正常秩序，以其形象性、便捷性直觀地向人們交流信息與感情。
1.占有:所有權的對話
在黎族，山地、樹木、草場、魚塘、蜂窩等，人們一時不能利用但又要說明此物已被占有，就有了“插星”這個標記，草結和“X”變成了具象的“文字符號”。因為這類“插星”就地取材，信手拈來，所以對草與樹葉沒有嚴格的要求，野菠蘿葉或者其他任何可以打結的草、樹葉都能使用。一次筆者在小明形村的路上，遇到一位阿叔，他見到路上的牛糞，想撿又無畚箕，所以就地在路邊拔了一簇芒草，打個結插在了牛糞上。
在村子的領地內(nèi)，有村民看見一棵小果樹苗，便拔上幾根茅草，打結綁在小樹上，說明此樹已有主人。幾年后，果樹結果，果實自然就歸打結的人所有，而且世代享用。若是相中了一棵大樹，比如能做棺材的粗大樹木，在樹干上砍了一個“X”后，這棵樹便成了他的財產(chǎn)，哪怕幾十年過去了，只要“X”在，其他人不會去砍那棵樹。黎族很多地方存在臨終做棺的習俗，這時，他的家人才砍下那棵樹（圖2）。所以占有標記的“插星”，本身也體現(xiàn)了黎族人民講誠信、樸實善良的美德，“插星”的有效期不是一時或幾年，而是一世，甚至幾世，它不僅僅是一種文字語義的物化，圖2占有插星更是一種黎族社會的約束力和世代承襲的習慣法則。若是有人占用了別人標明的“插星”物件，就會被視為沒有道德的行為，受到人們的斥責與鄙視。黎族有首民歌唱道：
世間往來講情理，進村入門有規(guī)矩；
家門禁星不用去，后拜相見也不遲。
惡心的人不講理，別人的插星占為己；
瞎子行路都有棍，賊心的人命早死。
這表明黎族人民把道義看得很重，推己及物，對這些標記物的尊重變成了他們?yōu)槿颂幨赖恼Z義符號。
2.警示：語義的告白
這類“插星”主要是農(nóng)戶為避免自家農(nóng)作物遭受損害，常用野菠蘿葉打結，對外做出的警示標記。因為兩邊和中間均有倒生的尖刺，所以這種植物令人望而卻步，民間普遍用來表達某種警示。黎族是以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為主，在生產(chǎn)生活中，這種警示標記非常重要，一可以作為地界，二可以防止禽畜踐踏莊稼（圖3）。在日常生產(chǎn)中，農(nóng)作物會無可避免地遭受到損害，牛吃了圖3 稻田邊插的野菠蘿葉人家的秧苗，豬、雞、鴨到處亂跑毀了別人的菜園等等。遇到這種情況，主人會用樹枝綁上幾片野菠蘿葉并打上一個結插在破壞之處，以示警告，或是把遭受毀壞的農(nóng)作物用草打成草結，懸掛于路邊或是村邊，讓村民知道，稻田邊插的野菠蘿葉告誡肇事者不要再搞破壞，或是看管好自家的家禽家畜。對于瓜菜之類被偷摘，失主就用剩下的瓜菜象征性地用木條掛在路口上，讓“天地看見”，預兆偷竊之人總有一天會受到應有的懲罰。假如“插星”警告后，破壞情況仍然存在，那么就要水落石出，處罰此人，所以村民們非常尊重這種“插星”所顯示的意義。
黎族過去都是靠天吃飯，水是非常重要的生活生產(chǎn)資料，人們常會有爭水的摩擦，于是便制定出了帶有針對性的話語“插星”。在干旱無雨時，為了取到干凈的水喝，人們在渾濁的河水邊挖一個坑引水沉淀，但又擔心別人把水弄臟，于是斜砍一根芒草，把葉子折到莖部打結，插在水坑旁邊，這是告訴大家，此水人可以喝，但不要把水弄臟。筆者在昌江縣七叉鎮(zhèn)機告村見過此情形（圖4）。圖4 示意不要把水弄臟
還有一些有著特殊意義的“警示語”，比如不想讓別人議論自己水稻的長勢，尤其是在水稻抽穗時，田邊就會出現(xiàn)一些特意做成的標記，用木棍和竹子扎成支架，在上倒掛2束稻穗，別人見后便會有意識地悄聲經(jīng)過。
3.宗教法事：懸掛的符咒
黎族宗教上的“插星”形式各異，內(nèi)容與方法也不盡相同。本是宗教主持人“道公”常用的法事之物，主要表示法事順利、病人好轉、家人平安等，但民間將此類插星逐漸引申到日常的生產(chǎn)生活中，驅鬼辟邪，保佑祈福，也是黎族宗法觀的一種體現(xiàn)。大家看到此類物品便知其意，自覺遵守，不犯忌諱。
宗教所用“插星”之物以法事的要求而定。每當家人或是家禽家畜生病時，他們會找“道公”做各式各樣的法事來驅鬼治病，其間各種“插星”便是法事的道具。法事離不開獻祭，獻給鬼神的祭品視鬼的大小而定，大鬼用牛，小鬼獻雞。法事做完后，門口及屋角一定掛上“插星”物。五指山、保亭和瓊中地區(qū)的杞黎，一般在門口多掛白藤刺葉、刺蔞葉等，意思是作法使污物已清除干凈，防止鬼魂重新進來。門后則掛上“道公”的符篆以保家，其文采用道家文字，故此，本文不再細說。哈黎的“羅活人”在法事上如用黑狗作為祭品，那是針對“非正常死亡”之鬼魂的作祟，這種祭品威力最大，殺黑狗取血灑在房屋四周以驅邪，有的地方還用黑狗血涂在患者的衣服上，最后將狗的下顎骨作為“插星”懸掛于門上，不讓鬼魂再來騷擾（圖5）。黎族宗教法事多種，做法不同，“插星”之物也有多樣，比如門上插一個蜂巢，屋頂插一束茅草，門梁上掛飽滿的大酸豆等，但此時的意義都是相似的。
圖5 狗牙驅邪
這些與生產(chǎn)生活息息相關的“插星”，雖然各地的做法和形式不甚相同，但都表現(xiàn)出鬼魂觀念在黎族人的思維中占有不可抗拒的力量。在他們眼里，鬼魂無處不在，無所不能，決定著人們的生老病死、生產(chǎn)收成、家宅平安，因而民間產(chǎn)生了許多為避免鬼魂作祟的習俗文化。正是基于這種原始宗教觀，“插星”看似驅鬼符和行動忌諱的標語，實則代表著黎族人民用草物的方式表達對生活生產(chǎn)的祈愿，呈現(xiàn)形式雖然不像漢族宗教的字符那樣明確具體，但也是黎族人民的情感文化與宗教心理的體現(xiàn)。圖6 黎族磚瓦房前的祭鬼竹簍那些白藤刺葉、刺蔞葉和野菠蘿葉等帶刺的草，其形狀上的鋸齒，就是被人們直觀地理解為可以勾住鬼魂的符咒，把鬼魂擋在家門之外，以一種單純的形象思維消除了他們對鬼魂懼怕的緊張與不安。如今，海南島的黎族已住進了磚瓦房，但這些“插星”標記仍然存在，門前或窗戶上還掛著野菠蘿葉?？梢钥闯觯枳?ldquo;插星”習俗已經(jīng)變成一種精神的物化，不論其生產(chǎn)、生活的方式如何改變，它的意義依然存在（圖6）。
二、“禁星”——無言的禁令
“禁星”之“禁”字來源于漢語，是禁止的意思，與黎語發(fā)音的“禁鬼”之“禁”并無關系，主要為某些禁忌的標記。如果看到村寨的路口或黎家門口吊掛樹葉，則表示村里或家中有不便之事，外人禁止入內(nèi)，這個樹葉符號即是“禁星”。
過去，有婦人生孩子，家中老人都會摘來一些樹葉，掛于屋外，比如杞黎，生男孩掛棕櫚葉或菠蘿葉，生女孩則掛野生樹葉（圖7）。同時這也是告知大家此屋有婦人“坐月子”，按照黎族傳統(tǒng)歷法，12天為一個月，其間外人不可隨意闖入，否則小孩的魂魄會被嚇走而患病。
圖7 生子禁星
這是五指山太平村的習慣，而保亭縣加茂鎮(zhèn)的賽黎，人們會在屋外立一根木棍，木棍上掛一枝荔枝樹葉或龍眼樹葉，說明這家生女孩，男孩一般掛棵露兜葉，也暗示外人不要進入產(chǎn)婦的屋子。如今，雖然所掛樹葉已沒有嚴格規(guī)定，但不同地區(qū)所掛樹葉還是有整體差別的，實際上，外來的人是看不出這些樹葉的差別，但是對于黎族人內(nèi)部的小環(huán)境里，語義是約定俗成的，不同的事情掛不同的樹葉，代代相傳。在一次昌江縣王下鄉(xiāng)的采風中，筆者的學生鬧出了笑話，他看見屋外禁止入內(nèi)的樹葉，以為此屋生了孩子，便自鳴得意叫起來，結果令屋主憤怒，原來，這家人還沉浸在孩子夭折的悲傷中，屋前掛的是喪子樹葉。雖然學生看到了禁星，知道不該進屋，但是對語義的理解還不夠準確，造成了尷尬，這恰恰也是我們研究工作值得注意的地方。
每當插秧苗和下谷種時，畝頭也要采摘帶有綠葉的小樹枝掛在自家門口，表示稻魂已來我家，大家看到這個標記后便不會去畝頭家中，否則驚動了稻魂，莊稼會被野獸踐踏。倘若家里豬生仔或釀米酒，門前也會出現(xiàn)禁星，怕外人驚擾了母豬，可能沒有奶水，也怕釀酒時外人的打擾，米酒不會甘醇。
外地發(fā)生瘟疫時，為了防止瘟疫擴散到本村，人們就在村寨路口掛上厚皮樹葉，表示禁止外地人進入本村。如果全村家家戶戶的門上都掛樹葉，說明這個村寨發(fā)生了瘟疫，雖然各地掛的樹葉不盡相同，但都表示禁止外人入村，以免被傳染。若村寨前后都掛上厚皮樹葉，則表示全村人集體參加宗教活動，此時一般禁止陌生人入寨。有時人們外出勞動，掛上翠綠山藤葉告知來訪的人們，主人不在家。家里有人得病，屋門口要掛上青樹葉，這是提醒外人不能進入，否則病人會加重病情。
凡是有“禁星”的地方，人人都要遵守，違者會被譴責為不懂情理的人。
三、局限——未完成的語義系統(tǒng)
這些標記，無論是標識禁忌的“禁星”，還是表示占有、宗教性的“插星”，無論是廣告啟事，還是代表所有關系，一旦約定俗成，不需他人解釋，即可直接表意。從這點說，它是一種比較成功的原始記事方法，但是，標記的局限性也是顯而易見的。由于“插星”與“禁星”表意的情境性、隨意性，通常只能對口頭語言起提示、補充、證實作用，尚不能成為獨立表意的書面語言，除了當事人和知情者，其他人很難僅憑標記便能準確、完整地了解其內(nèi)容。例如，看見地邊插草為記，知道已有人占有，但不知是誰占，因此，用這種方法僅能記錄或表達一些簡單的籠統(tǒng)的事情，而不能表達復雜的思想。并且，作標必須準確，否則，會出現(xiàn)相反的效果，甚至造成慘劇。在1935年，<?費孝通先生與愛妻王同惠在廣西大瑤山東南鄉(xiāng)進行瑤族社會調(diào)查時，就是因為標物的信息錯誤釀成了悲劇。此地山高路險、荒無人煙，于是向導在前，費孝通與王同惠攙扶其后。他們翻山越嶺到達羅運鄉(xiāng)，行至五指山?jīng)_口處時，已有身孕的王同惠因為稍作歇息，夫妻二人便與向導失去了聯(lián)系。原本約定以木葉作路標，凡放有木葉之路則示意不能通行，但因為路標的錯誤，他們迷失了方向。不巧，費孝通誤觸瑤族的獵獸陷阱，木石俱下，雙腳被壓，妻子奔走救夫，不慎墜落深淵而亡。第二日傍晚，獵戶見陷阱的標記下落，才發(fā)現(xiàn)了受重傷的費孝通先生。這場悲劇的發(fā)生與費先生的被救，都與設置標記有關，因為作標不準確而釀成的后果卻是無法挽回的。這種惡劇的事例過去在黎族民間也是時有發(fā)生。
四、內(nèi)在的秩序——誠信的表意
雖然“插星”與“禁星”表意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黎族人恪守信用，說一不二的性格使這些標記具有相當?shù)姆尚Я?。在黎族社會中，人?ldquo;路不拾遺，夜不閉戶”，帶有原始風貌的淳樸的“信”道德觀，正如《禮記·禮運》所言；“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黎族人若是路有拾遺，必拾起放在顯處，以便失主尋找；耕牛野牧，不會丟失；谷倉建在村外，不上鎖也不怕偷竊；欠債還錢，賣妻鬻子亦不足惜。圖8 財富和榮耀的標記黎族諺語常常有這樣的表述：“寧愿潔身而死，不愿污身而生”，“人生乜貴器，品德最值錢”，“莫玩人家放的木，不動人家放的竹”，“貧不行盜，富不行暴”。[2](156)所以“插星”與“禁星”是黎族人誠信的物化標記，同時也體現(xiàn)了社會公正平等的內(nèi)在秩序，增強了黎族間的凝聚力與安定團結。當然，黎族傳遞信息的物化標記不僅僅是“禁星”與“插星”，還有許許多多語義符號。比如在深山里，樹干上用刀砍下的一橫或放在路口的斷枝，那是指路標記；過去村與村之間械斗，村口掛起對方的頭發(fā)和遺物，表明本村勝利了，這是獲勝的標記；三石灶的頂梁上懸掛著一排排的野豬下頜骨，說明這家有個好獵手，那是財富和榮耀的標記（圖8）。標記作為人類直觀聯(lián)系的特殊符號，是與結繩記事、刻木為契不同的一種記事方式，它對于黎族社會、個人的根本利益顯示著其極重要的價值。之所以對“禁星” 與“插星”做了篇幅較多的語義研究，主要因為這類特殊的標記是黎族人民在沒有文字的情況下，最直接、最廣泛的表達形式，集中反映了黎族社會的道德法制、宗教觀念、生活習慣、價值取向等，同時，也是黎族適應自然環(huán)境的生存結果，其延續(xù)至今，成為黎族傳統(tǒng)文化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
The Semantic Markers: Li people's " Inserted Star " and "Ban Star "
YUAN Xiao-li
( Art Institute of HainanUniversity, Haikou 570228, HainanProvince )
Abstract: There was a kind of special marker used in the method by Li people to take note, they were " inserted star " on the field ridge and "ban star" in front of the house or village. Such markers were quite common in five Li branches, and they were the customary rules that everyone of Li society must abide by. The" insert star" and "ban star" had a strong semantic function to the affairs such as producing ad, advertisement, ban things. They reflects the moral, religious beliefs, habits and customs and value orientation of Li society, at the same time, they were the survival results to adapt to the natural social environment, so far, have become an organic component of the Li nationality traditional culture.
Key words: Li people; markers; " inserted star "; "ban star"; semantic meanings; traditional cul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