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文化人類學的力作
——讀田明新作《土家織錦》
海南大學教授 詹長智
己丑春節(jié)剛過，收到田明兄寄來的新作《土家織錦》。打開郵包，展讀新作，讓我驚喜，更讓我震撼。首先是別具一格，獨具匠心的封面裝禎，簡潔大方的十六開精裝本中間鑲嵌一塊土家織錦真品，讓人真正觸摸到質樸深遂的土家織錦文化。瀏覽全書綱目，但見視野廣闊，結構嚴謹，足可窺見這是一部有關土家織錦文化的集大成之作。及至閱讀全文，更覺書中無半句虛言，無一字無據，其獨到的見解和入情入理的分析，更讓人確信這是一部有關土家族和土家織錦文化發(fā)展與演進的文化人類學與工藝美學的創(chuàng)新之作。黃能馥、王海霞兩位專家的序言，對本書和田明關于土家織錦的研究工作有極高的評價。他們的評價專業(yè)而中肯，決非一般的溢美之辭。而作者的后記更是一篇不可多得的，深具人文情懷的敘事詩。字里行間透出作者對自己所生長的這塊土地的深情，對自己所出生的這個民族的熱愛，對自己所從事的工作的執(zhí)著。這既是一部嚴謹的學術專著，也是一部對民族文化以及其中的人物和事件充滿情和愛的美麗詩篇！
田明兄與我相識在南京，我當時在南京人口學院教書兼班主任，他是我班上年紀最大的同學之一，博學多才，之后我們又短暫相聚于海南。此后近二十年，偶通音訊，未再見面。在我的心目中，田明兄是一位儒雅的美術家，有著勤奮、執(zhí)著和活躍的性格，特別在中國畫方面頗有成就。但是當我看到他的這部專著之后，才真正了解他的深厚家學淵源和豐富的學術與藝術的人脈關系。所以，這件有重要意義的學術成果由他來完成也就順理成章了。實際上，對許多事情來說，有一種可遇不可求的微妙。積其一生的摯愛，再歷十個寒暑的艱難跋涉，他終于完成了這項事業(yè)，這是他個人的幸事，也是文化的幸事。
地理環(huán)境的千差萬別和人類群體的不斷分隔與交融，形成了多元而復雜的人類文化體系。中華文化更是如此，既博大精深，又紛繁復雜。于是，以區(qū)域文化或民族文化為對象的文化人類學，以及與之相關的民族學、社會學諸學科有日益繁榮之勢。據我近期所作的一項統計，在清華同方CNKI中國知識總庫中，1985至2008年的時間段內，有關區(qū)域歷史文化和地方（民族）特色學科的學術文獻總量（在國內期刊和主要報紙上發(fā)表的研究論文、重要論著或學者的述評、各種學術活動的報道）約2萬個條目。在條目總數中不包括以漢、外文和少數民族文出版的學術著作的條目。這些文獻共涵蓋35個文化地理單元和48個已經正式命名并有一定影響力的特色學科。在這些逐漸成為“顯學“的特色學科中，有32個以地方命名（如徽學、吳學、齊魯學、泰山學等），10個以民族命名（如藏學、蒙古學、瑤學等）；還有一些以研究方法命名（樸學、徽州樸學）；或者以學術流派產生的時代命名（如宋明理學、乾嘉學派等）；還有一些是以更加寬泛的地理概念命名（如黃河學、長江學、燕趙文化與北學等）。梳理這些區(qū)域文化與學科的類型與習稱可以看出，大凡有一定的歷史延續(xù)和文化內涵的地理單元和人類族群，都可形成自身特色的區(qū)域與民族文化，以及相應的特色學科，土家學則是其中之一。
土家族是一個現今有近600萬人口，有著延續(xù)數千載的族群歷史，在湘鄂川(渝)黔廣泛分布的民族。自上個世紀50年代開始，關于土家族和土家文化的識別、發(fā)掘和研究即開始受到我國眾多著名人類學者的重視。著名學者楊成志、羅常培、嚴學窘、潘光旦、王靜如、汪明（王禹）、施聯珠等曾經是這一學術領域的開拓者。但是，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自20世紀50年代中期以來，文化人類學以及相關的科學研究在我國中斷了近30年，有關土家學的研究幾近停頓。改革開放之后，經濟與文化的繁榮促使人文社會科學再度興起。但是，眾多因素影響到這一時期的科學方法和學術氛圍。重應用，輕基礎理論；希望多出成果，快出成果，而不注重學術研究的原創(chuàng)性；眾多的現象描述、資料摘編、重復勞動，而對歷史上曾經提出而又至今存疑的重大學術問題則極少有新的突破①。如土家族的族源問題、語支問題、自稱問題、土家族的形成時間以及社會歷史分期問題、土家族與巴文化的關系以及巴文化與中華文明的起源問題等等，在這些涉及到一個民族歷史演變與文化特質的重大學術課題上出現新的突破性的成果，正是這一學科應有的期待。而田明的《土家織錦》則從一個全新角度切入土家學和土家文化研究，在不經意間別開生面，把這門學科推向一個新的高度。
自19世紀中葉人類文化學在歐洲產生以來，形成了眾多在理論或方法上獨樹一幟的不同學派。其中，以進化學派與功能結構學派的分野更為清晰，各自的旗幟更為鮮明。然而，科學發(fā)展到今天，更加關注研究對象的系統性和研究方法的綜合性。如果對一個文化體系的縱向歷史追索與橫向對比研究的結論能夠相互印證和補充，也許更加接近事實的真相。
在《土家織錦》中，充分反映了作者對土家族和土家文化整體發(fā)展脈絡的把握以及對文化人類學研究方法的熟練。土家織錦是人類文化的“活化石”，也是文明發(fā)展的風向標。作者在時空的四維坐標中，準確地揭示出人口遷移、文化傳承與土家織錦文化的起源及其發(fā)展演變的軌跡。②如果作者沒有深厚的歷史文獻學、考古學、歷史地理學、民俗學、語言文字學（包括訓詁學）和工藝美學的功底，加上長期的，深入細致的田野調查，要對土家族和土家文化開展這樣全面、系統、深入的文化人類學探討，從而得出了許多有價值的原創(chuàng)性成果，是不可想象的。盡管作者的初衷只是為了深入系統地研究土家織錦文化而對許多長期爭論的問題正本清源，卻在不經意間提供了一個以服飾和工藝為線索，對一個特定族群展開文化人類學系統研究的重要范例。從這一角度來說，我認為田明的這一研究成果在人類文化學上的貢獻是多方面的。
過去我們對一個民族的識別和民族文化特質的研究往往從語言、文字（或者原始的表意符號）和生活習俗入手，這固然是必須的，并且是基礎性的，但是我們不可忽略服飾及其制作工藝在民族文化研究中的重要作用。人類的日常生活無非衣、食、住、行四大項。從需求層次上來說，也許“食”是最重要的，但是，在人類脫離原始狀態(tài)之后，“衣”的作用逐漸突出，并且有更強的文化表現力，再后才是對“住”和“行”賦予更多的文化內涵。因此在人類的服飾及其制造工藝與表現形式中含有極為豐富的文化遺傳密碼。破解這些文化遺傳密碼正是文化人類學的“基因工程”。
田明兄正是從紡織工藝的傳承與演變入手，把賨布、蘭干細布、斑布、溪洞布、土錦、卡普、幏布、西蘭卡普、牛肚被面和土家織錦這樣一個讓一般人眼花繚亂文化符號系列，從實物對象到藝術表現形式進行細密的分析和嚴謹的考證，指出其中的關聯與變異；經過這一番細致的梳理，并且與其它相關學科的研究成果相比照，由此得出土家織錦和土家文化發(fā)展的清晰脈絡。并且反過來，從土家織錦的歷史淵源和發(fā)展脈絡，進一步證實了土家民族的社會發(fā)展縮影。從原始走向現代，融合多部族聚集發(fā)展成為單一民族的經歷。
《土家織錦》的另一重大貢獻是土家族文化研究中一些重大的懸而未決的問題有了新的求解。比如，對土家族源問題，作者在進行了充分的論證之后，得出這樣的結論：“土家族是一個以武陵山區(qū)的原始居民與古代濮僚（仡佬）融合后的“土著”，與歷史上先后進入武陵山區(qū)的巴人、楚人、客家人等經過長期的融合，產生了共同的文化適應性，在唐宋以后相對穩(wěn)定的數百年間逐漸形成的民族復合體。他所呈現給我們的是一個多元而統一的大文化圈。這就是我們研究土家文化的基本出發(fā)點，也是土家織錦的生存發(fā)展的文化母體。”③進一步，作者還提出了土家民族族源的二元說。他認真參考了武陵山區(qū)近年來的考古重大發(fā)現，根據文化人類學的基本特點，對歷史上土家族內部的構成提出了更為具體的見解：“底層庶民以‘土著’及‘濮僚’為主，上層及強宗大姓以‘巴賨’等外來勢力為主。”④這樣一來，多年以來曾一度眾說紛云的 “巴人、烏蠻、土著”等種種說法，均分別對號入座于“底層”和“上層”的二元說之中，各自有理。雖然對于土家民族族源及二元說等觀點的提出，田明也許不是唯一的，但是他能夠站在巨人的肩上，高瞻遠矚，洞察秋毫，有理有據，發(fā)展和完善了這些觀點，將土家族文化人類學的研究推向又一高峰?！?/p>
文化人類學研究的是人類的文化活動，它實際是對文化系統（狹義）和社會系統互動互補的整合性研究。通過各學科之間的跨學科的研究與整合，把實物（物質）、社會（制度）、精神三個層面綜合起來放進特定的地域環(huán)境加以整體考察，將物質、社會和精神三者文化層面之間的互相融匯貫通全面整合。⑤作為“人類制造的物件”的土家織錦，在中國民族民間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中國民族民間四大名錦之一，有相當高的文化藝術價值、社會歷史價值、民族民俗價值、科學參考價值和傳承利用價值。以往的民間美術或工藝美術的研究，往往都把其重點放在土家織錦的本體上，然而土家織錦包含的卻是土家民族的“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習俗”的“復合整體”，如果僅僅只從“藝術”、“工藝”或單純的文化角度去探究土家織錦，則根本不可能正確認識土家織錦，不能真正理解土家織錦“對見證中華民族多元文化有獨特的價值”，“對土家民族的認同性和增強土家民族的凝聚力都有著積極的意義，是聯系土家人民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的紐帶”⑥。顯然，田明的《土家織錦》是對土家族歷史、生態(tài)、民俗、工藝、傳承等社會――文化表象和過程的整合分析，從文化變遷的角度去探求土家民族行為的狀態(tài)和變化規(guī)律，揭示隱藏于表面下的“深層結構”，即土家文化的起源和演變規(guī)律，分析其自身的地理和自然的眾多因素，即自然成因；大文化特定條件下的生存機制，即社會文化成因。它以土家人自己創(chuàng)造出來，又受其濡染、規(guī)束的土家織錦文化為研究對象；并且以武陵山區(qū)為中心，縱橫比較周邊各民族、各地區(qū)文化的異同，研究其意義所在，揭示土家族文化的本質，為進一步健全完善武陵山區(qū)在文化人類學語境下的“土家學”體系的完善以及人類文化學的研究將有重大的意義。
注釋：
① 黃柏權，土家族研究的若干問題，貴州民族研究（季刊）2000年第2期，第123～124頁。
② 田明,《土家織錦》，學苑出版社2008年9月出版，第25頁。
③ 田明,《土家織錦》，學苑出版社2008年9月出版，第35頁。
④ 田明,《土家織錦》，學苑出版社2008年9月出版，第179頁。
⑤ 李倍雷，《漢代畫像石圖像中的文化人類學價值》，《藝術百家》總第79期，第122-123頁。
⑥ 田明,《土家織錦》，學苑出版社2008年9月出版，第48頁。
（詹長智，安徽太湖人，社會學博士，經濟學博士后，海南大學教授、圖書館館長，?？谑猩缈坡撝飨?，海南改革發(fā)展研究所專家委員會委員，國際圖聯IFLA專業(yè)常務委員會委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