漸入佳境：游走于影像與田野之間

生命是一次有趣的探險，有時需要激流勇進，有時需要辨明方向，但更多的時候，不妨追隨著自己的心性，隨興所至，或可以漸入佳境。我與人類學之間的關聯(lián)，就是這樣一種雖始料未及，卻充滿情致的人生旅程，以至于今天，雖然躋身人類學界日短，更談不上有什么學術造詣，卻獨樂其中。

與眾多畢生事一業(yè)的學術專才不同，我的求學經(jīng)歷與職業(yè)生涯頗為曲折，常被友人笑為“迷蹤拳”。20世紀90年代初，我入讀北京大學法律系，主修科目多為法學諸門類：公約憲法、刑民訴訟……只是我天性比較怠于法條誦記與案件爭訟，又因畢業(yè)實習期間，曾在西藏拉薩司法局工作三個多月，經(jīng)常下鄉(xiāng)普法，“心玩兒野了”，所以近畢業(yè)時，轉而投考了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的研究生，在鄭洞天教授的門下，學習了三年的電影導演理論與創(chuàng)作實踐，其間拿過校級獎學金，執(zhí)導的幾部短片評價良好，碩士論文《美國法律題材電影研究》也得到了學界的肯定。在拿到電影學碩士文憑之后，我放棄了留校的計劃，開始了以影視拍攝為主、文字寫作為輔的自由職業(yè)者生涯。

從2000年起，我參與了中央電視臺電影頻道《世界電影之旅》的欄目創(chuàng)建，并在其后十年間，訪問了世界近三十個國家，拍攝出上百集世界電影文化紀錄片。也正是在從事紀錄片創(chuàng)作的過程中，我逐漸感受到世界多元文化的魅力，以及通過影像方法記錄和表述文化內容的深遠價值，于是在2004年重返北京大學，攻讀文化人類學博士學位，并完成《田野靈光：人類學影像民族志的歷時性考察與理論研究》的博士論文。2012年獲得博士學位之后，我進入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開始了在高校從事教學與科研的另一種人生體驗。

影視人類學作為一門人類學體系中的分支學科，在國內學界始終處于較為邊緣的地位。究其原因，首先是自身的學科建設水平相對薄弱，特別是理論框架缺乏系統(tǒng)性的學術表述與規(guī)范的術語體系，難以和人類學的主流學術系統(tǒng)建立平等的對話關系。因此，迄今為止，中國的影視人類學仍被大多數(shù)學人等同于拍攝民族志紀錄片，沒有能夠建構出一套更富于理論價值的學科發(fā)展體系。而在學科內部，從事影視人類學研究的學者們也多以民族志影片的攝制為主業(yè)，自成一派，較少參與人類學其他領域的學術討論，這反過來也阻礙了這一分支學科在人類學大語境中話語權的提升。

我在中央民族大學的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任教不過一年有余，專注于影視人類學的教學、研究和影像創(chuàng)作，雖然資歷甚淺，但多少有些心得體會。從研究的角度而論，影視人類學界應當拓寬視野，除了拍攝和制作影像民族志文本之外，還需對人類所創(chuàng)造的影像文化有著更為宏觀的觀察、思考與表述。換言之，讓影像不僅作為我們學術表達的獨特工具，更成為這一學科研究的核心領域，與當代世界文化的影像化趨勢相呼應。以影像文化為陣地，影視人類學者才能夠建構一整套學科理論體系，擴張學術領域，成為與其他分支學科展開交流的對話方，共同參與到人類學學術共同體的建設當中。

從教學的角度來看，影視人類學最好的學習期是在大學的本科階段，通過學科理論、歷史源流、影片分析與影像拍攝方法的綜合教育，讓學生知其道，習其術，諳其史，涉其趣，既掌握這門學科的基礎知識，又具備影視創(chuàng)作的基本技能，能夠獨立完成影像民族志作品。我們當然不能期望每一位學生都投身于影視人類學的研究，但我們至少能夠為他們的學術發(fā)展提供一條影像之路。

很多影視人類學界同仁都致力于以長時間的田野觀察和影像記錄為基礎，創(chuàng)作內容完備、情節(jié)復雜的民族志電影作品。這自然是本學科與其他人類學學科相區(qū)別的重要特點，也能夠在海內外的人類學影展中獲得聲譽，但是我更主張將影像方法應用于人類學的普遍研究之中，即在田野調查過程中，利用影像工具隨機記錄文化事象，以“影像田野筆記”等形式，豐富人類學者的調查內容。這些影像素材未必剪輯成一部結構清晰的民族志電影作品，而是融匯于最終的學術成果中。發(fā)展與周邊諸學科的合作關系，不著于相，美美與共，我以為這才是影像對人類學最為樸素、切實的貢獻。

作為一個多年游走于“五行三界”的“浪人”，人類學對我的吸引力依然是來自遠方的召喚。游走于影像與人類學共同營造的“河山勝境”，或許正是我此生皈依的“法門”。

本欄目與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社會文化人類學研究中心合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