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錫誠先生的皇皇巨著《20世紀中國民間文學學術史》 ，已經(jīng)被公認為民間文學的學科經(jīng)典，比起它對于史料的苦心搜集和細密梳理，更為人稱道的，是將很多淹沒于歷史長河中的學者發(fā)掘出來，磨洗淘光，以盡量鮮活的面目重現(xiàn)于世，其中體現(xiàn)的不單是劉先生冷靜的學術判斷，也包含著他人道主義的歷史情懷。我因緣際會曾對程憬及其著作《中國古代神話研究》做過一點事，在此過程中向劉先生夫婦多次請教，對兩位先生的此種情懷感受頗深。

當我第一次從顧潮先生那里得到程憬《中國古代神話研究》的20世紀50年代排印稿時，我知道此前關注過此稿件的只有劉錫誠和馬昌儀夫婦倆。馬先生早在1994年就發(fā)表了《程憬及其神話研究》 ，從神話學的角度首次對程憬學術業(yè)績進行了介紹和評論；劉先生則在1998年發(fā)表的文章《一個抒情的人道主義者》中，以汪曾祺為中心，交代了這部書稿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曲折經(jīng)歷，其間關目大多是劉先生親力親為的，故其感發(fā)尤為真摯。我專程前往劉府拜訪，劉先生拿出幾個厚重的文件夾時時翻找，很激動地向我補充說明了不少記憶中的那段歷史，并找出路工先生為之撰寫的“出版說明”手稿以及另外一份疑似程憬手稿的殘卷，毫無保留地向我推薦、說明。那些厚重的文件夾，后來就轉化成了那部厚重的《20世紀中國民間文學學術史》 ，其中“程憬的神話研究”被列為單獨一節(jié)有12頁的篇幅。而我借助這些珍貴資料，加上顧潮老師那里與此書稿同時裝袋的不少相關字條，終于把該書稿的苦難歷程弄清楚，并將詳情行諸文字，作為《中國古代神話研究》一書的跋語正式面世了。當時我的那些文字主要限于事實的交代，其實，在此過程中我還深深感受著從顧頡剛到汪曾祺再到劉錫誠、馬昌儀他們一以貫之的人間情懷，這種情懷如此溫潤，使我的感動一剎那間直指心淵，比任何學術領悟要更加珍貴。

原本此事就到此為止了，但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計劃為原清華國學院師生各編一本代表“文存” ，成其“院史工程”《清華國學書系》 。2013年春，主持其事的劉東教授將程憬先生的“文存”工作責成于我，使我又想起了劉先生家藏著的那部手稿殘卷，就盤算著是否可以借此機會將它出版。此事因我閉關著述而耽擱了半年，到冬天正式啟動時，我立即給劉先生撥了電話，劉先生命我擇日再去他家面談。

那天我剛一進門，劉先生立即將我領至內室，把一個早就準備好的大牛皮紙信封交給我，里面裝了包括那手稿殘卷在內的三件物品，并有兩頁“榮寶齋”朱欄八行箋，劉先生在上面用毛筆書寫了這樣一段文字——

泳超同志：

神話學家程憬先生的一部遺稿殘卷，在我處保存，前后已有半個多世紀。當年經(jīng)手此事的路工先生早已不在人世，我在他領導下經(jīng)手處理他的“神話研究”遺稿，以及這部可能是“希臘神話研究”或“希臘文明史”的遺稿，一直沒有結果。我已進入耄耋之年，現(xiàn)將此殘稿、路工先生一九五八年草擬的出版“說明”及先生親筆改過的“創(chuàng)世紀”十八頁轉交給您，或保存，或代為尋覓一妥善機構保管。您為他的“中國古代神話研究”的出版，付出了心血，程憬先生地下有靈，定會感謝您的，相信這部殘稿您也會幫它找到一個好去處的。

劉錫誠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廿日

那一刻我的感動無以名表，恍然間便想起劉先生為汪曾祺先生寫的那篇文章的題目——《一個抒情的人道主義者》 。我想，劉先生之所以能這樣準確地概括汪曾祺先生，正是因為在他們身上流淌著同樣的氣血，這里的“他們” ，還應該包括顧頡剛先生、路工先生、馬昌儀先生以及顧潮先生等等所有正直良善的學人，他們的術業(yè)容或有專攻，他們的成就容或有高下，但他們的良知和情懷卻是井然一系，這正是我們愿念中的學術根脈，也孳乳著我們這些后輩小子依然樂游于學界的無上快意。為此，我徑直抄襲原題，用“一個抒情的人道主義學術史家”來指稱劉先生本人。雖然經(jīng)過多方考證，現(xiàn)已斷定那個殘卷應該不是程憬先生的手稿，但我依然會遵照劉先生的囑托，為這些珍貴學術物件“找到一個好去處” ；而劉先生那兩頁風神俊朗的信箋，我也會什襲珍藏，以備在翩翩濁世之中時時披覽，不獨澆灌學業(yè)根柢，抑且羈縻自家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