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轉型中的傳統村落與民間藝術再生產
Traditional Village and Folk Art Reproduction in Social Transformation
Li Xianglin, Xie Xubin and Wang Mingyue
摘要：傳統村落是孕育民間藝術的深厚土壤。在社會轉型的進程中，傳統村落的文化傳統正在發(fā)生快速的變遷，民間藝術在同步地進行再生產。2018年，鄉(xiāng)村振興戰(zhàn)略的提出給傳統村落的全面發(fā)展注入了活力，這也意味著傳統村落的社會生活將在新的鄉(xiāng)村建設背景下持續(xù)地發(fā)生變革，如何看待民間藝術在鄉(xiāng)村振興戰(zhàn)略中的位置，民間藝術在鄉(xiāng)村振興戰(zhàn)略的背景下如何進行再生產，藝術家又應該如何介入鄉(xiāng)村建設，這些問題需要學術界持續(xù)的關注。
關鍵詞：社會轉型；傳統村落；民間藝術；藝術再生產
Abstract: Traditional villages are a deep soil for the birth of folk art. In the process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the cultural traditions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are undergoing rapid changes, and folk art is being reproduced simultaneously. In 2018, the proposed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injected vitality into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which also means that the social life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will continue to change in the context of the new rural construction. How to treat folk art in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Position, how to reproduce folk art in the context of the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how artists should intervene in rural construction. These issues require continuous attention from the academic community.
Keywords: social transformation; traditional village; folk art; art reproduction
導言
由于城鎮(zhèn)化的快速推進，中國的傳統村落社會處于急劇的社會轉型中，傳統村落的文化傳統發(fā)生了變遷，嵌入于其中的民間藝術正經歷再生產的過程。2018年，鄉(xiāng)村振興戰(zhàn)略的提出意味著我國的傳統村落進入了社會經濟文化全面發(fā)展的軌道。作為傳統村落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民間藝術在新的鄉(xiāng)村建設背景下如何再生產，值得我們關注。本期“中國藝術人類學前沿話題三人談”欄目，有幸邀請到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李祥林教授、中南大學建筑與藝術學院謝旭斌教授，中山大學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中心王明月博士，請他們一起探討這個話題。
一、傳統村落的文化傳統與民間藝術
王明月（以下簡稱王）：傳統村落的文化是人類學、民俗學、文化學等學科都非常關注的研究對象。在中國社會轉型的過程中，傳統村落的文化正在發(fā)生急劇的變遷。在貴州安順布依族和小花苗村落，民眾早已經換裝，不再穿著本民族的服飾，甚至一些節(jié)慶活動，如布依族的“六月六”，也不再舉辦傳統儀式。不過，在一些生命禮儀和歲時節(jié)慶中，我們仍然能夠看到傳統村落文化傳統的延續(xù)。以鎮(zhèn)寧縣扁擔山布依族為例，當地布依族新娘現在已經盛行穿著婚紗，但是在進門拜祖宗的時候，她們必須要換上布依族蠟染盛裝。當地民眾視蠟染盛裝為與布依族祖先溝通的重要符號，因而蠟染服飾在村落的生命禮儀和歲時節(jié)慶中仍然使用。可以說，在社會轉型中，傳統村落的文化傳統正在逐漸調整與民眾生活的關系，在此過程中，民間藝術也在改變它在生活中呈現的方式。那么，兩位老師如何理解村落文化傳統與民間藝術之間的關系呢？
謝旭斌（以下簡稱謝）：拋磚引玉，我先談談我的一些看法。傳統村落作為一個社會多元文化景觀空間的載體和文本意義的表征載體，是表征村落風貌、建筑樣式、裝飾雕刻、鄉(xiāng)土美術、民族歌舞等民間藝術符號的話語形式，是孕育生成包括民間藝術在內的中國鄉(xiāng)土文化的“文化母本”，是中國文化精神發(fā)祥的“母體”。在村落文化傳統中，民間藝術是傳統村落文化中最基本、最重要的文化內核和表征形式。民間藝術不僅包含廣泛而深刻的社會內容，而且它是反映社會生活、服務社會的大眾藝術，同時它是物化在村落文化中的“靈魂”“眼睛”。近代第一個倡導民間藝術的英國工藝美術家威廉-莫里斯提出系列觀點：“在現代科學興起、商業(yè)充滿活力、而現代思想又是如此深刻的時代里，只有‘粗俗’的民間藝術才是真正的藝術、純凈的藝術”、“民間藝術是和人民生活緊密聯系的藝術，是‘所有藝術的綜合’，它反映了人類‘偉大的思想’”，是“珍貴的人民大眾藝術”。傳統村落是農耕文明最主要的物象形式，而農耕文明的最大特征是以手工藝為基礎的社會生產，一方面包括建筑、家具、印染、陶瓷、刺繡、服飾、剪紙、繪畫、雕塑、玩具等物質生產（這類多為專業(yè)的民間藝人）；另一方面，包括歌舞音樂和民風習俗等非物質生產，多為民間流傳的文化傳統形態(tài)和技藝。
李祥林（以下簡稱李）：中國民間藝術根植于農耕文明，發(fā)源于傳統村落，謝老師的這一觀點我也十分贊同。需要補充的是，何為農耕文明？若論多民族中國的農業(yè)文明，大而言之，包括中原定居農耕和西南山地游耕兩大類型；小而言之，在我走訪的嘉絨藏區(qū)、彝族山鄉(xiāng)、羌族寨子、侗族村屯以及哈尼族、土家族、朝鮮族、苗族、壯族、黎族等不少民族地區(qū)，其農耕文明都是中原漢區(qū)之外不可忽視的。今天我們談論“鄉(xiāng)村振興”背景下的“鄉(xiāng)村藝術”，對此國情當有知曉。就鄉(xiāng)村談鄉(xiāng)村，用“鄉(xiāng)村藝術”可能比“民間藝術”更貼切，因為前者含義要寬泛些。在此基礎上，也能將“民間藝術”順理成章的放置在中國村落由衰落到振興的發(fā)展趨勢中探討。“隨著我國城市化率從1978年的18%攀升至2016年的57.4%，經濟社會蓬勃發(fā)展的同時，鄉(xiāng)村衰落問題也逐漸顯現。就目前來看，我國村落數量不斷減少，自然村數量從2000年的360萬個減少至2010年的270萬個，平均每天有250個自然村落消失。”同時，在“新農村”旗號下撤村并點的建設所向披靡，以統一模式改造鄉(xiāng)村不斷進行，千村一面的現象在出現，長此下去，我國各地原本風貌、特色自具的傳統村落命運如何，讓人不能不擔憂。
直到2012年，國家啟動“中國傳統村落立檔調查”項目，對那些在有形文化和無形文化等方面有厚重積淀的村落進行調查保護。歸根結底，保護傳統村落意在保護民族的根性文化，借流行話語來說，讓我們“望得見山，看得見水，記得住鄉(xiāng)愁”。民間的概念總是牽連著家鄉(xiāng)的情懷，有學者就提醒：“純正的、正當的民間文化難道不一直是家鄉(xiāng)文化嗎？”傳統村落保護之初，其曾被單向度視為物質遺產保護，結果便只注重鄉(xiāng)村建筑及歷史景觀而忽略了作為村落靈魂的精神文化。事實上，傳統村落保護務必是從有形的物質文化到無形的精神文化的整體性保護。因此，在有關方面編制的《中國傳統村落立檔調查田野手冊》（2014年）中，就調查內容設計的名目除了人口、民族、姓氏、生產、自然地理、歷史見證物之外，又專門列出“物質文化遺產”和“非物質文化遺產”。有人說，鄉(xiāng)村振興戰(zhàn)略旨在讓農業(yè)更發(fā)展、農村更美麗和農民更幸福。既然如此，要做好“三農”工作，讓鄉(xiāng)村真正振興起來，無論從物質還是從精神講，都不可不關注各個地方擁有形形色色的“地方性知識”系統，不可不重視“在地性”地形塑著鄉(xiāng)民與鄉(xiāng)村的鄉(xiāng)土文化（物質的和精神的）及鄉(xiāng)土藝術（傳統的和現代的），否則，這三“更”會是跛足的。
王：兩位老師的觀點給我很大的啟發(fā)。的確，傳統村落的文化是人的文化觀念與物化形式的結合體。在村落生活中，節(jié)慶活動、手工藝品等都是文化的重要物化載體，而其文化內核則是人的文化觀念。我認為村落文化傳統是一個文化系統，更是當地民眾的文化實踐。這就類似于“語法”和“語用”的關系，在村落的生活中，民眾是鄉(xiāng)村文化的實踐者，他們接受了鄉(xiāng)村文化的教化，并運用鄉(xiāng)村文化的各種文化觀念、習俗和技術來解決日常生活中出現的問題。比如鎮(zhèn)寧縣布依族的葬禮，當地的布依族文化要求家門中的兒媳婦都要身著蠟染為逝者引路送靈，這就成為這些兒媳婦在那一情境下處事的方式，因而出現了布依族葬禮引路上山的文化現象?？梢哉f，村落文化為當地民眾提供行動的工具，而當地民眾則在實際運作著村落文化。民間藝術是村落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村落文化為民間藝術賦予了意義，民間藝術的生產活動則對這種意義進行表達。在這種關系中，我們同樣不能忽視作為實踐者的當地民眾的存在。繼續(xù)再看布依族生產蠟染的婦女，目前她們生產的蠟染主要用于布依族婚禮和葬禮等儀式，蠟染作為生者與祖先相互識別的符號，基于此也形成了蠟染的一套技術標準與審美觀念，蠟染的材料、構圖、色彩等各方面都有特殊的規(guī)定。婦女們生產蠟染便是基于這一套技術標準和文化觀念進行的，這才有了技藝精湛的布依族蠟染產品?？梢哉f，民間藝術的生產是為了滿足當地民眾的社會文化需求，當地民眾基于鄉(xiāng)村文化的習俗、技術與觀念開展了豐富的民間藝術生產活動。如果說鄉(xiāng)村文化是民間藝術的“母體”，那么當地民眾則是連接村落文化與民間藝術的“臍帶”。正是通過民眾的文化實踐，民間藝術得以表達村落文化的文化訴求與審美觀念。
謝：王博士對村落文化傳統與民間藝術關系的分析很有道理。傳統村落的民間藝術就是地道的民族文化形式，直接反映當地自然環(huán)境狀態(tài)，具有藝術審美的獨特性，構成形式的多樣式，內容表現的穩(wěn)定性、藝術表征的奇異性、宗教特色的神秘性。以湖湘?zhèn)鹘y村落的民間藝術為例，“湖湘村民注重通過藝術形象來反映現實生活和審美追求，其藝術形象大多來源于村落景觀這個母文本，每個藝術符號表征出村民信仰的訴求與文化內化的意義。其表達的主題、內容多與村落環(huán)境、地域文化、審美心理構成互文、映襯關系”。在傳統村落的空間結構與文化體系中，民間藝術是構建村落文化審美、人文價值的重要標志和表征符號，是傳統村落文化轉型、藝術再生產的重要資源。方李莉在考察中國西部包括傳統村寨的人文資源與民間文化的再生產后認為：“西部的民間藝術，西部當代的民間文化的終端形式往往是以民間藝術來表現的，在當代西部民間文化的再生產中，民間藝術的地位似乎越來越重要，...只要能成為民間藝術的民間文化就能保留下來，就能發(fā)揚光大，不僅是因為其能成為一個地方文化的象征、標志和符號，而且還因為其能轉化為文化產品是現代文化產業(yè)的最終成果。”
李：對，民間藝術不僅是地道的民族文化形式，還是悠悠華夏，上下五千年中國歷史、文化的生動體現。別的不說，悠久的農業(yè)文明在漢字上便有投影，透露出國人根性的文化審美意識。不妨例說跟藝術和審美相關的幾個字：先看和諧、調和之“和”，其作為中華審美文化的核心范疇，不是相同事物的簡單相加，而是不同事物的相互協調，所謂“以他平他謂之和”（《國語》），學界認為“‘和’基于中國天人合一的古老觀念，是上古初民通過長期的農耕文明對天人關系的總結”，由此來看“和”（龢）在字形構造上選擇禾苗之“禾”為聲旁，并非偶然；再看協作、協同之“協”，其繁體為“協”，由三“力”字組成，這“力”在甲骨文中本是耕田的犁具之形，三“力”合作，表達出“同心協力”、“協調和諧”；還有“穆”字，本義指成熟的莊稼（禾谷），如《說文》釋義：“穆，禾也。”莊稼成熟，五谷豐登，是值得慶賀的大好事，所以“穆”被作為審美范疇引申為“美好”義，例如“穆如清風”就是說象清風般和暢美好。即使是藝術、工藝之“藝”，表面看來，藝術在世人心目中代表著高雅，體現著品位，跟“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人、農村、農業(yè)似乎沾不上邊，然而，文字學提醒我們，這“藝”（藝）在漢語中本義是指“種植”，其由來及含義跟農業(yè)文明大有關系。
2014年秋我去甘肅秦安就女媧神話及信仰做調查，在女媧廟旁的隴城村里就看見，好些人家大門上方有大字楷書“耕讀第”，以耕讀傳家為榮耀。中國傳統文化深深地扎根在農耕經濟基礎上。對中國文學藝術有深刻影響的農耕文明，早熟而發(fā)達，形成在本土的歷史地理環(huán)境中。追溯歷史，中國文化所依賴的兩大基石之一就經濟基礎言便是農耕。夏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王朝，禹所開創(chuàng)的夏族即因農耕而發(fā)達，所謂“禹、稷躬耕而有天下”（《論語·憲問》）。華夏先民自新石器時代起便選擇了農業(yè)作為生存繁衍的主要依托，看看中國“兩河流域”（黃河、長江）的諸多考古遺址便不難明白這點。古代文人津津樂道的是“耕讀傳家”，耕者，耕種土地、生產糧食也，涉及物質生活保障；讀者，讀書學文、修養(yǎng)身心也，涉及精神生活追求；有耕有讀，有物質生活保障也有精神生活追求，既形而下又形而上，兩個文明一手抓，這就是農耕文化土壤中孕育出來的中國知識分子的理想人生。其實，這種觀念不僅僅屬于精英上層，也垂直地浸透在鄉(xiāng)村民間，至今猶然。
謝：民間藝術來源于生產生活中的各種手工業(yè)生產及藝術創(chuàng)造，如利用竹子編織的竹籃、竹椅、竹簧工藝品等家具陳設產品。位于湖南省邵陽市綏寧縣關峽苗族鄉(xiāng)大園古苗寨的苗繡傳承人陽利春老人，就帶領村民進行手工藝生產，除進行錦雞芙蓉、鴛鴦水仙的傳統題材表現外，更多的是表現蘿卜白菜、白兔松鼠、荷花韭菜等地域特色的題材形式，內容豐富、展示苗族婦女勤勞智慧的藝術結晶，向人們展示苗繡所蘊含著的豐富苗族文化，展示了濃郁的民族特色。我想，這也是李老師所說的“地方性知識”系統形塑民間藝術的生動注解。除了這一“地方性”特征以外，我們還應該注意到民間藝術的“大眾藝術性”。民間藝術所具的大眾藝術性，首先是滿足人民是使用的功能性要求，具有顯性的特性。民間藝術不僅廣泛應用在建筑結構的舉架、梁枋、坨墩、雀替、門柱枋、門楣、窗戶等泥塑、石雕、木刻藝術上；在空間界面上也廣泛應用，諸如泥塑、壁畫、雕刻、年畫、剪紙等藝術表現的裝飾形式等；其次，是滿足人們精神、審美的要求，廣泛應用在體現民俗性、社會性、審美性的精神文化層面上，具有隱性的特性。
李：比如，以我走訪過的廣西三江侗寨為例，根據當地言說，一方面，“鼓樓、風雨橋、吊腳樓、古寨門、戲臺等侗族建筑藝術載體與建造技藝、侗族大歌、刺繡藝術、稻作文化等非物質文化遺產構成了完整的當地侗族文化體系”；一方面，“民間活動主要有賽蘆笙、坐夜、月也、唱侗戲、多耶、對侗歌；傳統手工藝有吊腳樓、鼓樓等侗族建筑技藝、侗族服飾的刺繡技藝、侗族銀飾藝術品的制作技藝、侗族打油茶、傳統風味酸肉、酸鴨、酸魚、酸菜等腌制辦法以及藤編、竹編、草編等日常用品的加工藝術等”。既關乎少數民族大眾的衣食住行，滿足生活需求，又加入了地方性知識對衣食住行的獨特審美，體現出獨特的民族文化風情。再如進入首批“中國傳統村落名錄”的四川茂縣黑虎鄉(xiāng)小河壩村鷹嘴河組，該羌族村寨最知名的物質文化遺產是依地形建在山脊上險要處的碉樓群，相傳當地曾有碉樓上百座而現存18座，碉形分別為四角、五角、六角、八角、十角；非物質文化遺產有“羌笛演奏與制作技藝”、“羌族碉樓營造技藝”、“羌年”、“羌繡”，以及“黑虎將軍傳說”、“萬年孝習俗”、“對襟舞”、“白石崇拜”、“成年禮儀”等。物質遺產和非物質遺產并重，功能性與文化性兼具，這才是民間藝術保護的精髓所在。
王：兩位老師通過自己的田野研究案例對鄉(xiāng)土文化與民間藝術關系的分析深入淺出。的確，村落文化是“道”與“器”并重的，村落民眾的文化實踐也是一個由“道”入“器”，再由“器”入“道”的循環(huán)過程。他們通過地方性知識賦予客觀事物以意義，對其進行理解并開展相關活動，隨著相關活動的開展，他們也在不斷調整著對客觀事物的理解，這就是一個村落文化變遷的過程。民間藝術伴隨著村落文化的變遷也在發(fā)生功能的轉變。以我調查的安順小花苗生活為例，小花苗蠟染服飾已經消失在日常的生活中，小花苗蠟染的功能已經從生活實用性向儀式象征性轉變，與此同時，蠟染的審美觀念也在調整，構圖、色彩、染色等方面都在悄然發(fā)生變化，如化學顏料已經廣泛使用于小花苗蠟染背扇、服飾的制作，構圖上也由曾經的抽象化圖案轉變?yōu)楝F在的花、鳥、魚等具象化圖案。在當下的社會轉型中，村落文化與民間藝術的再生產是越發(fā)突出的現象，如何看待民間藝術再生產的現象，不僅是一個重要的學術問題，也是事關民間藝術保護、傳承與發(fā)展策略的重要現實問題。
二、社會轉型與村落藝術變遷
李：當今中國，經濟轉型主導下的社會轉型不斷推進，給傳統村落和鄉(xiāng)村藝術的影響是空前的，也把諸多前所未有而不可忽視的課題擺在我們面前。那么，什么是“社會轉型”呢？一般說來，社會轉型指的是社會的經濟體制、文化形態(tài)、價值觀念等發(fā)生整體的結構性變化，比如我國的經濟體制從計劃轉向市場。立足本土、尊重國情、以人為本、面對實際，這是討論中國社會轉型務必持有的理念，無論針對城市還是針對鄉(xiāng)村。立足本土，才不會盲視自己和盲從他方；尊重國情，才不會切斷歷史和脫離現實；以人為本，才不會惟權是從和惟錢是尚；面對實際，才不會高蹈空談和不接地氣。對于轉型期中國的傳統村落和鄉(xiāng)土藝術，應該在如此這般的基本理念秉持和多重關系考量中實事求是地把握。
謝：傳統村落的社會轉型是村落社會結構與文化傳統劇變的過程。一方面隨著村落自然侵蝕淘洗，社會變故沖擊與歷史進程加快及城鎮(zhèn)化的擴張，加上歷史虛無主義和功利主義的短視行為；同時隨著時代轉型及重型挖土機等現代化設備，傳統村落受到根本性的沖擊，村落社會結構與文化傳統發(fā)生了很大改變，不僅改變了聚族而居的村落形式和社會結構模式，而且改變了傳統建筑所包含的構架、裝飾、材料、結構等藝術形式和審美生產形式。從根本上改變了傳統村落文化包括民間藝術孕育的土壤，割裂了傳統文化傳承的載體與文化藝術及其價值語言的生成關系。另一方面是受工業(yè)化、信息化的沖擊及現代材料工藝的生產取代手工業(yè)生產模式的影響，致使民間藝術的生態(tài)樣式、傳統樣式、文化樣式、藝術樣式失去了傳承的沃土，而呈消亡、沒落、萎縮的趨勢。梁漱溟曾說：“中國近百年史，也可以說是一部鄉(xiāng)村破壞史”“中國近百年史里面，鄉(xiāng)村是一直破壞下去不回頭的，其關鍵全在要走都市文明的路而未成之一點”。他們意識到中國作為鄉(xiāng)土社會如果農業(yè)、手工業(yè)遭到沖擊破壞，對中國民族文化、民族家園之基的危害。從而“起于中國鄉(xiāng)村無限制的破壞，迫得不能不救；鄉(xiāng)村建設運動，實是鄉(xiāng)村自救運動”。
王：在鄉(xiāng)村社會發(fā)展中，國家、地方政府、企業(yè)、學者和其他社會力量都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在廣西西林那勞村，鄉(xiāng)村社會歷史文化成為了地方政府重點挖掘的地方文化資源，圍繞岑氏土司府打造旅游景點。在貴州鎮(zhèn)寧高蕩布依古村，政府吸引了旅游開發(fā)公司，正在嘗試旅游開發(fā)。對于村落民眾而言，這些社會力量都是異文化的他者，他們以自己的方式介入到了鄉(xiāng)村社會發(fā)展之中，以自己的視角來看待民間藝術。民間藝術在他們的認知中是民族文化遺產、地方旅游資源、文化商品等等?？梢哉f，作為我者的村落民眾與作為他者的各種社會力量在對民間藝術的認知上存在著明顯的差異，而且這種認知上的差異已經融入為民眾與這些社會力量的互動，滲透到了民間藝術的保護、傳承與發(fā)展之中。
李：這個問題很重要，正是在我者與他者的互動過程中，民間藝術的再生產表現出諸多新的情況。對于轉型期中國的鄉(xiāng)村文化及藝術來說，旅游開發(fā)和非遺保護都是新話題。中國是多民族國家，五十六個民族的歌舞大多屬于鄉(xiāng)土藝術或民間藝術，如今被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的不少，今天也頻頻亮相在旅游場景中，如羌族的“羊皮鼓舞”。從人類學角度透視爾瑪人的此舞，可知其不僅僅是舞臺或廣場上向觀眾表演的“藝術”。歸根結底，羊皮鼓本是釋比的專利，通曉本民族文化的釋比是羌民社會中溝通人、神、鬼的重要人物，擊鼓誦經是其法事的基本形式，跳皮鼓是其重要的儀式行為。已列入非遺名錄、時見亮相在展演場景中的羊皮鼓舞，實為晚起的，是從中衍生的大眾娛樂舞蹈。在岷江上游，理縣文化部門曾對我講，他們擬將高山羌寨的“釋比鼓”作為非遺向上申報。我懂他們的意思，冠以“釋比”之名，意在強調此乃釋比的儀式性跳皮鼓，有別于已列入非遺名錄的那種。也就是說，盡管都叫“羊皮鼓舞”，但在爾瑪人的內部視角下，其實是因表演主體、舞蹈性質、適用場域不同而有大有區(qū)別的。著眼人類學講的“主位”立場，真正原生態(tài)的民間歌舞與其說是舞臺或廣場上向外人展示、滿足他人對“異文化”觀賞需求的藝術，毋寧說是當地人的族群生活本身，是植根其族群訴求、表達其內在祈愿和滿足其心理需要的民俗。多年來行走羌區(qū)，我見過從縣城到村寨、從官方主辦到民眾自辦的過羌年跳皮鼓，對此體會較深。當然，正視現實，指出并肯定作為族群（內部）生活的民間歌舞，并不意味著輕視甚至否定作為族群（向外）展演的民間歌舞，因為，前者是后者的根系所在，后者是從前者土壤中生發(fā)的。
王：李老師的田野案例說明了“自我和他者”互動讓民間藝術迸發(fā)出新活力。如果把自者與他者的互動放在更大的歷史維度，我們會看到國家、地方政府、市場等社會力量實際上一直在參與鄉(xiāng)村社會文化發(fā)展。例如民國時期，楊森主政貴州時期就推行大漢族主義政策，對少數民族民眾實行剃發(fā)與教化政策，這都直接影響了當地少數民族村落社會文化發(fā)展。目前民間藝術的旅游展演化、大眾商品化現象就是當代自者與他者互動的產物，是當代國家政治、地方治理與商品文化消費等因素在鄉(xiāng)村社會互動的必然結果。從這一角度而言，我們沒有必要對旅游展演化等現象過分苛責，反倒視這些現象為鄉(xiāng)村社會文化和民間藝術的發(fā)展過程或許更為合理，關鍵還是要看地方民眾如何來看待和利用這些社會文化因素。
李：是的，鄉(xiāng)村旅游在今天中國方興未艾，旅游人類學有“舞臺真實”理論，指游客在旅游場景中接觸的當地文化并不具有原生性，而是經過組織者搬上舞臺的一種文化展演，是剝離原有生活語義（“去語境化”）后在新的旅游展演中“再語境化”的產物。“舞臺真實”的展示在前臺，與之對應的概念是“后臺真實”，后者才是指旅游地或當地人傳承的原生文化。“舞臺真實”來自“后臺真實”，但后者并非前者所能全部代表。正如我去廣西三江侗寨走訪所知，熱熱鬧鬧展現在游客面前的“百家宴”場景其實跟侗家內部的“百家宴”習俗無法等同，后者所承載的族群情感和體現的人際交往是前者不具備的。那么，對旅游展演中的“舞臺真實”當作何評價呢？學界看法不同：或以為，經過組織的舞臺表演脫離了文化原真性，破壞了傳統文化真實性，因此不可?。换蛞詾?，經過組織的舞臺表演作為向游客展示的“舞臺真實”并非壞事，因為這有利于避免外人直接進入當地人生活的“后臺”，從而保護了“后臺”，使當地的原生文化免遭破壞……撇開爭論，冷靜、客觀的學術態(tài)度應是：對諸如此類民藝，既要看到它作為“舞臺真實”在當代的向外大力展演，更要看到它作為“后臺真實”在族群的內部原生形態(tài)，只有結合歷史與現實把二者都納入視野，對之的研究才稱得上面面俱觀，才有完整性可言。何況，正視當下，從“去語境化”到“再語境化”，后者亦未必不可能是當地人某種現實需求的表達。
三、民間藝術再生產的模式
謝：沿著李老師人類學視角的解讀，我也使用人類學的“地方性知識”概念談談社會轉型、鄉(xiāng)村振興背景下，如何創(chuàng)新村落藝術再生產模式，讓民間藝術煥發(fā)新的時代生命力和再生產能力的問題？方李莉曾探討過“地方性的本土文化和傳統技術在現代化進程中的繼續(xù)發(fā)展和再生”模式，認為：“在西部一些偏遠地區(qū)保留的較原生態(tài)的文化，往往是一種較古老的文化，它的動力模式來自傳統的手工業(yè)和農業(yè)技術狀態(tài)。而現代文明對于當地文化的浸染，就是首先要根據現代的技術要求來調整其文化，同時也就意味著要采納現行技術的‘動力模式’，拋棄那種如今已找不到現實基礎的傳統‘動力模式’”。文化的發(fā)展與變遷模式的現代轉型，必需培育民間藝術再生產。必需從文化傳統語境、文化生態(tài)環(huán)境著手，結合現代技術、文化審美進行傳統文化的現代轉換、“文化自覺”轉型，實現民間藝術多樣化、多元化的發(fā)展。傳承、培育、發(fā)展傳統手工業(yè)的生產，加強村落藝術的保護利用和文化遺產的保護傳承。拯救、培育村落景觀文化的藝術載體和根基文化，實現村落“文化母本”及其文化藝術資源的現代轉化，是新時代文化建設的需要，也是提高人民對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實現鄉(xiāng)村振興戰(zhàn)略的重要舉措。
李：是的，離開了村落的地方性知識、文化去談民間藝術的再生產能力培育無疑是空中樓閣，可望而不可及。地方性的文化遺產也是文化資源。“儺”是一種起源古老又脈流悠長的文化遺產，列入首批國家級非遺名錄的便有南豐儺舞、婺源儺舞、武安儺戲、池州儺戲以及彝族撮泰吉、土家族毛谷斯等，大多屬于鄉(xiāng)土民間藝術。“現代化視野下儺戲儺文化保護傳承與開發(fā)利用”是前兩年在湘地召開儺文化研討會的議題之一，其實這話題在轉型期中國社會的鄉(xiāng)土文化和民間藝術保護及利用的大格局中有更廣泛意義。“政府主導，社會參與，合理利用，傳承發(fā)展”，此乃中國非遺保護的基本方針。在“文化創(chuàng)意”引領下“符號經濟”興起的當今時代，在“從遺產到資源”的視域轉換中，在藝術審美再生產的社會語境中，文化遺產已不單單是跟過去跟往古相連的“原始遺留物”，它在“合理利用”及“傳承發(fā)展”前提下也能為當代創(chuàng)意產業(yè)提供魅力元素。
人類歷史上，面具是古老而原始的，充滿神秘的審美光輝，當現代設計者把它搬上街頭廣告、園林景觀以及時尚衣衫時，你有何感受呢？安順地戲有名，20世紀80年代便去了歐洲，地戲面具在當地稱為“臉子”，是黔地儺藝一個品牌。據媒體報道，“作為木雕工藝，地戲面具隨著時代的發(fā)展，逐漸獨立于戲劇之外，成為具有濃郁地方特色的民間美術品，其功能也由單一的演出道具發(fā)展為家居飾品、旅游商品、精美禮品”。當地藝人還瞄準市場，開發(fā)出精美的地戲柱、地戲工藝筆、地戲筆筒、地戲畫桶等工藝水平和欣賞價值較高的產品。“目前，劉官鄉(xiāng)從事儺雕的民間藝人有1000余人，擁有安順市文聯授予的‘藝術名家工作室’兩家，全鄉(xiāng)年儺雕銷售收入達2000余萬元”，業(yè)績可觀。長江流域的儺資源深厚，如江西萍鄉(xiāng)、宜春、南豐的儺面、儺舞、儺廟在行中人口碑有“三寶”之譽。在“中國儺舞藝術之鄉(xiāng)”南豐，從發(fā)展旅游到開發(fā)產品，儺文化資源得到多向度利用：2014年以來，該縣投入700多萬元建造12個儺舞民俗村，開辟“儺”文化主題旅游觀光線4條；2015年，一批價值200萬元的儺面具、儺面折扇等工藝品經某公司遠銷荷蘭、希臘等國，而“依托當地儺文化資源創(chuàng)辦的經濟實體有25家，年出口創(chuàng)匯600多萬美元”。不僅如此，2016年又有舞劇《儺·情》在京城亮相，這臺“非遺研創(chuàng)作品”取材于民間儺舞，聯合專業(yè)演員與民間藝人，融匯古老遺產和現代創(chuàng)意，由北京舞蹈學院青年舞蹈團與南豐石郵村儺班攜手制作，并且爭取到國家藝術基金等資助。再看其他，湖南麻陽2014年招商項目有“巫儺文化產業(yè)園”，江蘇溧陽有儺文化博物館在2015年開張，還有湖南新化的蚩尤文化園、甘肅永靖的儺文化基地，諸如此類，表明“儺”遺產今天作為鄉(xiāng)土資源被空前激活。著眼藝術再生產，“儺”遺產的歷史積淀深厚和潛在價值可觀，它為“創(chuàng)意經濟時代”提供了面向當代審美的符號生產的可能，其給地方帶來社會效益的同時也未必不能帶來經濟效益。2017年11月，赴貴州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縣參加儺文化學術研討會，我們下榻的地點就在文家壩鄉(xiāng)山谷中新建的“中國儺城”。據有關表述，該儺城“是當今世界最大的儺文化古城……在繼承和發(fā)揚原始文化的同時，賦予其新的時代特征，以科學的規(guī)劃和精心的打造，集中展示出儺文化的精髓”，亮相在景區(qū)中的鄉(xiāng)土特色文化項目有儺戲、三幺臺、高臺舞獅等。其中，“仡佬族儺戲”是由道真縣申報并列入國家級非遺代表作名錄的，鄉(xiāng)村山谷中的這儺城創(chuàng)意正是由此民間藝術和文化遺產得到了啟示。
謝：從李老師見聞的故事中，我們發(fā)現：在當前社會，國家和地方政府已經成為民間藝術再生產能力培育的重要主體之一，這也是國家鄉(xiāng)村振興計劃使然。面對快速的社會變革與話語轉型，傳統村落消亡迅速，大量的文化歷史建筑及藝術文化載體消失，承載先民的歷史建筑消失，村民們也深感可惜，尤其是一批有技藝有水平的民間藝術師，因年事已高，而又面臨無人傳承、傳承無物的境地。甚至前人創(chuàng)造的大量民間藝術被漠視、偷盜、破壞而敗亡的現實感到痛心。在這一背景下，政府有序引導發(fā)展城鎮(zhèn)化，系統地保護和引導民間藝術的發(fā)展十分必要。傳統村落蘊含了豐富的民間藝術文化因子，其具有本土性、神秘性、獨特性，具有重要的文化特征和藝術魅力。目前，針對民間藝術的再生產主要存在以下幾種形式：（1）成立創(chuàng)意開發(fā)與設計平臺，傳承、轉化及創(chuàng)新設計現結合。湖南大學設計藝術學院何人可教授帶領的設計團隊，通過對湖南省通道皇都侗族村寨的風雨橋、鼓樓，侗族的織錦、家具產品及民間藝人的剪紙等民間藝術進行文化基因提取、文化元素提煉，把其本土的、民族的、原真的剪紙、織錦藝術進行聯接、轉化，通過把民間藝術的造型數字化后，利用激光切割機等現代加工技術進行再生產，通過文化藝術元素的同構再創(chuàng)新，通過新材料新工藝的轉化而走上當代化、國際化、全球化。（2）藝術品收藏為基礎的再生產。為滿足人們對文化收藏及藝術審美的需求，進行產品復制與再生產開發(fā)為主。根據文化、歷史價值及審美需求，通過收集、購買流散在市場的民間藝術作品，這一方面對于流落市場的藝術作品起到了一定的保護作用，然而一定程度上助長了偷盜行為發(fā)生的風險。目前市場上有部分窗花木雕、柁墩、家具構件等民間藝術，從其拆損印跡、審美風格、構件位置等角度評斷，有部分是偷盜強取而來。（3）保護村落主張活態(tài)與靜態(tài)保護、數字化與產品化相結合。把原始的、本真的村落文化藝術進行展示，設計成文創(chuàng)產品，不僅傳播了其民間藝術的樣態(tài)，同時也展示了該民間藝術活態(tài)生命力及發(fā)展的可持續(xù)性。靜態(tài)的保護是基于建筑的性質、防火要求、適宜住居的程度，對具有重要歷史文化價值的文物保護單體進行保護，以靜態(tài)展示，以虛擬場景的演示為手段進行展演。（4）主張依托第三方進行租賃、開發(fā)及維護管理，既可由政府、村民、企業(yè)三者共管共建，以股份制形式對包括民間藝術在內的管理、開發(fā)。進行受益分紅的開發(fā)模式，讓民間藝術發(fā)揮其引導、展示、吸納、傳播的功能和教育、推廣普及的文化功能。也可進行聯營合作共建共管，開發(fā)、利用、轉化、體驗、制作等于一體的集旅游、體驗休閑的功能和文化為抓手的鄉(xiāng)村文化發(fā)展。（5）實施鄉(xiāng)村振興戰(zhàn)略，建設美麗鄉(xiāng)村、保留民間藝術形態(tài)，首先要保留其文化藝術的載體。由于“人們對村落景觀及文化遺產保護觀念的缺失，沒有正確認識傳統村落所孕育的文明種子和教化智慧，沒有正確認識傳統村落所包含的文化藝術和歷史價值。由于文化短視及少數人貪圖眼前的小利益，拆除販賣或被盜賊盜走珍貴的石雕、木雕窗花，導致完整保存的村落和古民居幾乎不存在”。實現傳統文化的復興并不是讓我們回到過去，而是‘重新挖掘我們傳統中的有用基因，在當代的土壤中培育出新的文化’”。
三、民間藝術復興與鄉(xiāng)村振興
李：實施鄉(xiāng)村振興是目前的國家戰(zhàn)略。“農業(yè)農村農民問題是關系國計民生的根本性問題，必須始終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重中之重。要堅持農業(yè)農村優(yōu)先發(fā)展，按照產業(yè)興旺、生態(tài)宜居、鄉(xiāng)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總要求，建立健全城鄉(xiāng)融合發(fā)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加快推進農業(yè)農村現代化。”十九大報告對“三農”的總判斷，既有“重中之重”的強調，又有“關系國計民生”的定位?？梢?，“三農”依然是被作為國之根本來看待的。目前中國，提出“鄉(xiāng)村振興”，強調“三農”問題，把目光聚焦在“鄉(xiāng)村”并由此思考中國社會發(fā)展，表明的是對國情的尊重，對過去歷史和當下現實的正視。鄉(xiāng)村振興戰(zhàn)略下的鄉(xiāng)村建設對鄉(xiāng)村藝術的復興會產生怎樣影響，這話題大家正拭目相看，即使要談也只能是推測性的。
王：是的，鄉(xiāng)村振興戰(zhàn)略對民間藝術的發(fā)展的影響值得我們持續(xù)觀察。從過往鄉(xiāng)村建設的經驗來看，在國家和地方政府推行鄉(xiāng)村振興相關舉措的同時，我們需重視地方民眾的參與，地方民眾如何理解鄉(xiāng)村振興的相關舉措，又采取怎樣的行動值得關注。對于民間藝術的復興而言，地方民眾的參與就更顯得更加重要。作為民間藝術的生產者和擁有者，地方民眾如何借助鄉(xiāng)村振興戰(zhàn)略的東風，進行民間藝術的再生產，直接關乎民間藝術復興的大計。例如內蒙古突泉縣的草編技藝，藝人王翠華最初學習草編僅為賺些零錢，不過隨著草編商品受到消費者的歡迎，她最多一年可以賺取6萬元，網店也已經建成。草編技藝在她和朋友的手中得以傳承和發(fā)展，與此同時，她們也通過草編商品的生產獲得了不錯的收入?？梢哉f，如果我們能夠按照民間藝術的發(fā)展規(guī)律對其進行合理利用，民間藝術的復興與鄉(xiāng)村振興是相得益彰的。
謝：拯救、培育包括傳統手工藝在內的民間藝術的生態(tài)樣式、生產村落景觀文化的空間載體和根基文化，實現村落“文化母本”及其文化資源的現代轉化，是新時代文化建設的需要，也是實施鄉(xiāng)村振興戰(zhàn)略的重要載體。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要堅定文化自信，要深入挖掘中華優(yōu)秀傳統文化蘊含的思想觀念、人文精神、道德規(guī)范。要實施鄉(xiāng)村振興戰(zhàn)略，需要加強文物保護利用和文化遺產保護傳承。在振興鄉(xiāng)村建設戰(zhàn)略的時代話語下，“鄉(xiāng)村振興戰(zhàn)略的提出意味著傳統村落進入了社會經濟文化全面復蘇與發(fā)展的軌道”，對鄉(xiāng)村振興提出了更系統性的建設措施，也意味著包括鄉(xiāng)村發(fā)展進入了一個新時代。（1）國家更加注重鄉(xiāng)村與城鎮(zhèn)的統籌發(fā)展，把傳統村落文化保護及民間藝術再生產提升到國家、市場與社會間協同治理下的藝術培育、生產實踐層面。（2）從國家層面，對現代性轉型之下傳統村落“文化母本”的話語變遷及孕育生成民間藝術的文化實踐進行探索，重視各種主體性的環(huán)境話語、村落文化生態(tài)的語境權利，注重藝術轉化、生產的運作機制培育。（3）更加注重鄉(xiāng)村價值傳承機制的研究與民間藝術傳承、再生產的培育研究。培育發(fā)展民間藝術的文化價值及功能特性，將其作為扶貧幫扶、發(fā)展經濟的一種重要途徑，也作為構建和諧社區(qū)、文化社區(qū)、藝術社區(qū)的鄉(xiāng)村振興戰(zhàn)略的策略與基礎。（4）面對鄉(xiāng)村經濟的暫時性落后，鄉(xiāng)村空心化明顯，年輕人外流，缺少人作為主體的文化傳承及藝術創(chuàng)新的嚴峻問題。結合多種方式來進行挖掘、提取和轉化，把靜態(tài)的、尤其是瀕臨消亡的藝術形式采用幫扶、師徒相授、數字化影像、文化志等形式進行整理，實現制作工藝流程、藝術形態(tài)樣式、藝術風格的動畫演示等方面的創(chuàng)新手段的建設，以保留民間藝術文化的歷史性、生態(tài)性、本真性及發(fā)展性。（5）利用互聯網、信息化平臺、微媒體等手段來推廣、宣傳民間藝術，促進民間藝術創(chuàng)新再生產后的營銷及發(fā)展。同時避免民間藝術的雷同、抄襲、同質化現象的出現，堅守民間藝術的民族性、地域性及文化藝術審美的原始性、在地性特質。
王：我們知道民間藝術的發(fā)展，除了國家、地方政府、企業(yè)和手工業(yè)者等主體之外，藝術家和相關領域的專家也是促進民間藝術再生產的重要參與者。兩位老師是如何看待，一批藝術家推進鄉(xiāng)村振興這一的社會現象呢？
謝：“藝術介入鄉(xiāng)村實踐，不僅是中國鄉(xiāng)村建設一條新的長征道路，更是當代藝術中國化的一條可行性道路”。在鄉(xiāng)村振興戰(zhàn)略中，藝術家是文化傳播及文化創(chuàng)造的主力軍，是引領、幫扶、創(chuàng)作、轉化、營造藝術風尚及實踐的開路人、拓荒者，而不是文化資本的占有者、入侵者或烏托邦式的理想者。費孝通先生認為藝術是人類文化的發(fā)展一個最高境界，為了建設美好生活，不管在城市還是鄉(xiāng)村，藝術家應該貢獻自己的力量。“現在我們人類的文化發(fā)展到哪里去了？我認為，要發(fā)揮精神上的享受，發(fā)揮精神上的感動，朝著這條路線走，最終還是要走到一個藝術世界里去，這就是人類最終的追求，這就需要你們藝術家出的力量，來指導文化的發(fā)展”。我國鄉(xiāng)村建設研究有近百年的歷史，其中有社會學家、人類學家、教育家、三農問題研究者、藝術家、企業(yè)家等不同社會類別的人群均介入到鄉(xiāng)村建設之中，他們分別以不同視角看待鄉(xiāng)村建設的發(fā)展，也各自提出了建設策略。其中藝術家介入鄉(xiāng)村建設的成果顯著，由于藝術家具有藝術想象與詩性的文化特性，對鄉(xiāng)村建設具有藝術廣域、藝術哲學的視角。在藝術家眼里，不會有建筑師規(guī)劃師所追求的建筑容積率、空間利用率等規(guī)范指標，不會有商人那樣怎樣實現商業(yè)利益的最大化，藝術的參與不僅保留了鄉(xiāng)村的民間藝術、宗教信仰、自然風貌、民俗風情等傳統文化特性，還真正意義上促進了鄉(xiāng)村的發(fā)展，引領著鄉(xiāng)村民間藝術的發(fā)展的方向。“在當今的社會，藝術家不再只是一個遠離社會進行獨立創(chuàng)作的群體，許多藝術家都在積極地參與新的社會建構，無論是在城市還是在鄉(xiāng)村，都出現了新的藝術區(qū)。這些藝術區(qū)的出現，不僅改變了當地的文化生態(tài)，還帶動了所在地文化產業(yè)和旅游產業(yè)發(fā)展。不僅如此，還有許多藝術家參與了當代的鄉(xiāng)村重建工作”。為什么是藝術家推進鄉(xiāng)村振興？費孝通先生認為“‘美好的生活’就是向 ‘藝術境界發(fā)展’的 ‘藝術化的生活’他所說的，社會將會進一步向藝術的境界發(fā)展，因此，藝術化的生活會成為未來人們努力追求的方向”。因為藝術家往往通過藝術想象，來反映村民審美企盼、心理慰藉或理想情感，具有親近自然、感受自然和發(fā)現自然的審美意蘊與人文情懷。他們是最具創(chuàng)造力的社會人群，是體現藝術人文情懷的創(chuàng)造者，是激活鄉(xiāng)村人文故事、歷史古跡、自然山川、歌舞吟唱、民風習俗等藝術元素的譜寫者，是體現鄉(xiāng)土社會、民風習俗、文化精神、宗教信仰等精神多維文化空間的構建者。同時，鄉(xiāng)村村落因其生態(tài)環(huán)境、自然風貌、歷史建筑、文化景觀及其古樸、樸實、敦厚的審美意象與人物形象，成為藝術家進行藝術創(chuàng)作靈感的源泉。
李：藝術家群體參與鄉(xiāng)村振興確實有其積極作用。從當前中國各地看，有一批批藝術家在介入鄉(xiāng)村并推助著鄉(xiāng)村建設，這在京城有，其他地方也有，比如北京地區(qū)有圓明園畫家村、宋莊藝術村，在我家鄉(xiāng)川西平原也有（如成都東山花鄉(xiāng)、西郊農村的“畫家村”等）。就拿宋莊來說，從20世紀90年代有藝術家相繼到來，“宋莊小堡畫家村接納著來自五湖四海的文化藝術同仁，目前已經有2500多名藝術家在小堡畫家村這里抒發(fā)熱情，追求夢想。形成以小堡畫家村為核心原創(chuàng)藝術創(chuàng)作基地，你還會看到很有特色的小堡畫家村文化藝術產業(yè)投資推廣中心、宋莊小堡畫家村文化旅游接待中心、宋莊畫庫、宋莊美術館、AS藝術中心、國際名家真跡館、萬盛園國際藝術交流中心、聯合國美術家協會、拍賣公司、多元化工作室、藝術家沙龍、原創(chuàng)藝術培訓基地等等”。不僅如此，“隨著宋莊藝術群落人數的增多，尤其是越來越多的藝術家被社會認可，它在海內外的知名度也不可避免地帶動了當地服務業(yè)的繁榮。十年前還很偏僻的村鎮(zhèn)，現在卻是飯館林立，甚至已經有了若干中小型超市。走進小堡村的商業(yè)街，那寬闊的街道，裝修風格各異的店鋪，讓人很難想象這里原來是地道的北京農村”。藝術家介入鄉(xiāng)村建設，給鄉(xiāng)村輸入新意識，帶來新活力，營造新氣象，其作用總體上是積極的、有意義的，值得贊揚。
就鄉(xiāng)村振興以及鄉(xiāng)村文化藝術復興而言，除了這種借助外力的方式，我覺得還須激發(fā)本地活力，從外力借助走向自力激活，是理之所在。說到借用外力問題，我想再多講幾句。當今中國，談到城鄉(xiāng)文化，有種說法流行且已付諸實踐多年，就是“送文化下鄉(xiāng)”。我認為，這口號有可懷疑之處，因為它給人一個錯覺：鄉(xiāng)村缺少或沒有“文化”，所以期待非鄉(xiāng)下人“送”來文化。從文化人類學講的“主位”和“客位”來看，此口號顯然不是來自當地人的“主位”立場，因為從后者講，鄉(xiāng)村土地上本有其世代傳承的文化及藝術，只是作為當事者的鄉(xiāng)下人對之的認識跟“客位”的非鄉(xiāng)下人有所不同。去年我在岷江上游民族地區(qū)走訪，聽見當地人講，某領導出于對山地村民精神生活的關心，把外面的交響樂團請到了村寨的祭山會上……我相信，此舉的動機是良好的，但是，當西洋交響樂奏響在村寨祭山會上時，總讓人覺得不是滋味。仔細想想，如此這般向鄉(xiāng)村“送文化”是不是有某種文化“錯位”在其中……總而言之，鄉(xiāng)村振興可以有多種路子，但不管是采用那種路子，都有一個如何慎重對待與恰當定位鄉(xiāng)村文化本身的前提存在。這個問題如果解決好，鄉(xiāng)村振興才談得上圓滿。
原文載于《民族藝術》2018年 第4期，請以紙質版為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