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才是真正的“文化重建”?
來源： 《讀書》2010年第7期 作者： 楊念群
輿論界嚷嚷得最兇的所謂“文化重建”在我心目中其實是個負面詞。因為在我的經驗里，我們往往是在通過不斷破壞“文化”來進行“重建”的，更可悲的是，“破壞”可能恰恰是打著“文化重建”的旗號才得合法展開。舉個例子，我前年到徽州開會，會議特意安排參觀一個集中反映徽州特色的新修園林景觀。主辦方介紹說，這個園子是一位有文化關懷的富商，為了搶救徽州文物而特意投入巨資修建的，這頗具品味的“儒商”不憚勞苦親自到徽州各地搜集文物，小到各種飾物匾牌，大到整棟老房的建筑材料，然后用高價收購，拆卸搬運回來，集中修建了這座園林。同行的人似乎完全被這位儒商的“義舉”深深感動，覺得他為徽州人民做了件功德無量的大事，幾乎沒有人質疑這個舉動是對文化原生態(tài)的結構性破壞。
一個文化物品之所以具有傳統的含量，恰恰是因為它生長在相對原生態(tài)的氛圍里，一個“文化”物件之所以具有歷史意義，恰恰是在一個具有清晰歷史脈絡的環(huán)境孕育中，其源流和特質才能得到認定，如果單獨被強行拔出其生存的環(huán)境，頂多是一件博物館意義上的單件文物。當所有“文物”被拼湊匯集起來，最終完成了一個“文化重建”的工程時，“文化破壞”的程度實際上就被加深了一層，傳統的部分不但得不到保護，反而又像重新遭受一次洗劫，這不叫“文化重建”，而叫“文化拆卸”。
不難發(fā)現，斬斷文化的內在脈絡和演化流變，然后加以拼貼重組，大多與一些商人的介入有關，他們成為對“文化重建”下定義的一個幕后力量。商人介入文化生產在中國歷史上早有先例，明末清初的徽商即是現代“儒商”們的祖宗，他們經常宴集群儒，附庸風雅，但和當代“儒商”的最大區(qū)別是，他們基本要附和士人階層的審美準則，不會破了規(guī)矩自立一套。但在當代“儒商”們看來，徽商的作為可是太小打小鬧了，有了大把的銀子可不能僅是雕幾首唐詩時文，或藏幾個宋刻版書那么簡單，他們要把“文化”做成一個市場，一切“文化”都要納入其中加以精密計算，做成可以到處買賣的產品，甚至那些屬于抽象層面的“文化”事務的價格也要按照市場的需要定價。從網上拍賣少林寺秘笈，標價九千九百九十九元倒賣佛廟家底，到通過發(fā)掘曹操墓鼓動地方旅游GDP增長。“文化產業(yè)化”變成了“文化重建”的最好招牌，也最終墮落成變相破壞文化的殺手锏。
在有意無意不斷破壞“文化”的境況下大談“重建”是不是顯得有些滑稽?可這正是目前文化建設的現狀。“文化重建”反而變成了“文化破壞” 的原因何在?我以為，正因為我們缺乏一個有說服力的歷史觀，或以此作為把握各種人文敘事的基調和依據，其中包括歷史敘述，當然還有影像敘述。我們國家原來奉行的歷史觀，基本上是革命史觀，在這套史觀里面，各種“文化”內涵的定義必須服從于政治性的邏輯，而沒有自己獨立的品格。改革開放后革命史觀得到了修正，學術界基本上把現代化的整個進程看做一個歷史發(fā)展的必然結果。當年國內拍了個紀錄片叫《河殤》，用影像敘事的手法表達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國人的一種“歷史觀”，它所敘述的邏輯其實很膚淺，中國文明的內涵被簡單形象地比喻為黃土，而“黃色”是個很糟糕的顏色。西方文明因源起于海洋，則被涂抹成了“藍色”，“藍色”美妙得沒有任何瑕疵。影片設計得很煽情，一個男中音不斷提示說，黃土這東西就像腐壞基因一樣，搞得中國人面黃肌瘦營養(yǎng)不良，我們撲向藍色文明就得救了。黃色文明奔向藍色文明乃是歷史的必然，這個論斷里面包含著內在的強制規(guī)范性，實際上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全面質疑。仔細考量可以發(fā)現，現代化歷史觀與革命史觀的內在邏輯是一致的，就是對歷史必然性的認同與張揚，當我們看到所有的影像或者歷史敘事在表達這個必然性主題的時候，我們很難把握在這個“必然性”的不斷表現過程中，具體的“人文”位置到底應該在什么地方，既然都昭顯的是一種普遍必然性，那么所有的人都應該為必然性服務，為此做出任何犧牲也屬正常和自然，人文的所有東西也就由此變成了各項發(fā)展指標的附屬物，即使貌似必要，也僅是以成本計算為名的盛世點綴。
那么，在《河殤》時代過去以后，我們的歷史觀有什么改善嗎?只能說有些“疑似”的進展，但仍蒼白得那么沒“文化”。比如近年播出的紀錄片《大國崛起》也采取的是一種變相的政論片樣式，講的是一些歐洲大國的歷史演變進程，其內在的表述還是一個極端推崇現代化的思路，而且更加簡化成了一個暴力邏輯，甚至所謂大國崛起可以概括成一個“黑吃黑”的定律。后來又出版了一本書叫《中國不高興》，書名就簡單粗暴，內在意思是，你原來侵略了我們，我們崛起之后也要吃掉你們，或者通過某種博弈關系，我們在利益和成本上將占據最大的份額。很糟糕的是，這套話語是打著反西方的民族主義旗號出現的，卻不折不扣地貫徹了早期西方原始資本積累期的沖動、蠻橫與無行。在這套邏輯面前，所謂“文化”或“人文”根本就起不到什么作用，甚至根本就沒有存在的必要，還談什么“重建”?
現在輿論界談“文化重建”，具體地說就是談“國學”復興，談“傳統文化”，再具體就是搞讀經、唱京劇、穿漢衣。這些活動都是從屬于大的歷史敘事框架之下進行定位的。但我以為如果不改變這種大國崛起論式的粗放型歷史觀，任何所謂重建都是急功近利的舉措，因為在成本計算的框架里，任何慢性的靠氣質溫潤養(yǎng)成的文化行為都會遭到嘲笑。
“文化重建”也涉及對傳統文化的理解問題?，F在都在大談“人文” “文化”“傳統”“經典”，但是我們對人文和文化精神的理解及其轉化路徑卻難以真正影響國家決策和社會發(fā)展。正因為當代“文化” 沒有自己獨立的品格，因此在面對西方壓迫的時候，總是采取一些極端的對抗形式，好像不如此就無法彰顯表達自己的特質。很明顯的例子是，每當“文化” 的重要性突然受到重視或張揚，往往均發(fā)生在國難深重或追趕西方的關鍵時刻。“傳統文化”的復興往往是通過逆反西方必然性的發(fā)展邏輯而提出的命題?？勺屑殞徱曔@些傳統復興的內容又覺得尷尬無比，比如我們開口閉口總談“國學”，可到底什么是“國學”?其內涵到底如何界定?其實并沒有太明確的說法。現在輿論界學術界實際上大體是按“漢學” 的標準來界定“國學”。“漢學”是西方人到中國之后，好奇地發(fā)現許多與西方學問大有差異的內容，然后把它轉換成非常精巧非常專門化的一門學問，比如當年西方人在中國敦煌及中亞地區(qū)游歷后就根據當地的史料發(fā)掘而逐漸形成了一種獨特的治學風格。
“漢學”延續(xù)了西方人對中國的認識歷史，這套認知方法被中國學界所接受后，變成了一種“雜交”式的學問。由此出現了一個悖論，即中國人所標榜的最傳統的學問其實僅僅可能是學習西方學問的一個后果。“國學”被提出有特殊的背景，表面的理由是很民族主義式的，有人認為是在近代中國挨打時被揍出來的學問，借助李零的生動表述是一種“國將不國之學”。“國學” 恰恰是在中國國家需要復興的時候出現的，國學其實就是“復國之學”。“國學”打出的旗號是復興中國傳統文化，恢復的卻是西方人對中國的認識。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的法文譯名為L’Institut de Sinologie 即“漢學研究所”，一九二五年的《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周刊》、一九二六年的《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月刊》上面都印得很明白。也就是說，無意間“國學”可能以畸形變相的形式墮入了西方所構建的知識學譜系，也有可能不自覺地變成西方學術在中國的表述樣本。國學固然可以成為一個大國崛起的利器，也可能恰恰表述的是當年殖民地式的文化邏輯。
“文化重建”當然與如何選擇文化有關。從唐代開始，中國文化就呈現出非常包容多元的樣態(tài)，特別是對北方少數民族文化的吸收和融合，甚至唐代皇室的血統都與“夷狄”糾葛不清。我們總有一個誤解，認為少數民族單向受到了漢族的影響，故有陳垣先生的《西域華化考》之作，同時也構成了一套近代以來的“漢化史觀”。其實，以漢族為中心構建歷史觀基本上是明代中葉以后的事情，所謂“華夷之辨”作為歷史觀的基礎是很晚才出現的，屬于“發(fā)明的傳統”。中國史界卻把這種“發(fā)明”當做核心的歷史理念加以捍衛(wèi)和推廣，逐漸形成了一個以漢人為中心的中國文化認識系統，而沒有考慮到在中華民族的整體歷史演變框架下文化呈現出的多元共存的品格。
記得曾看過影視人類學家莊孔韶教授拍攝的一部片子，叫《虎日》，他用影像記錄了西南一個少數民族村寨集體戒毒的過程，當村里發(fā)現某個村民吸毒后，全村會專為此人舉行一個儀式，儀式需要舉行很多天，據說其戒毒效果高達70％以上，比戒毒所的效果強得多。這個儀式如果放在科學評價系統里完全像是一套巫術，在政治評價標準中則會被視為封建糟粕，但正是這類儀式對人本身的精神狀態(tài)起到非常重要的調整作用。這里面提出的一個問題是：以現代科技為依據的戒毒方式和傳統習俗體現出的干預作用哪個在實際生活中更加有效?基層民眾的習俗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底層的基本文化狀態(tài)，是不是應更多地納入我們的探索視野?中國歷史學原來強調大的歷史敘事和事件的功能，從上個世紀九十年代開始，出現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轉型，即區(qū)域社會史研究的興起，號召眼光向下，做田野、口述史方面的調查，鼓勵從生活在民間底層的民眾主體本身的眼光來反觀上層運作的方式，從而提供另一種敘事模式。這個轉型引發(fā)了歷史學敘事的革命性變化，且已波及影視制作等方面，包括對獨立紀錄片制作的影響。怎么樣把這種變化有效地納入到主流敘事里面，變成整體文化重建的資源，應該是個非常重大的課題。